没有什么能比别人的想法让我们觉得更加真实了。你可能每天都会琢磨老板在想什么、另一半是否快乐、那些年轻人想干什么。其他人的思想是如此真实，你可能从来不会怀疑这些想法是否真的存在。然而，你认识的人很有可能都是没有思想的“僵尸”。

与不确定他人的具体感受相比，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是，你永远不确定他人的思想是否存在。你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心智的人，也可能是一群没有头脑的雄蜂中唯一有感知力的，或者是计算机生成的矩阵中唯一一个真正的思考者。

心智俱乐部是能思考、能感受的存在体组成的特殊集合。

鉴于心智俱乐部会员资格的重要性，如果能有一个明确的准入规则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就太好了，这就像游乐园的告示上明确写着身高必须达到多少才能坐过山车一样。在极端状态下，进行判断是很容易的，这就像成年人可以坐过山车，而学步儿童只能坐旋转茶杯。心智的两极显而易见:你有心智，可以享有道德权利;而萝卜没有心智，只能被人做成菜吃掉。

但是，关于心智的难题在于中间的细微差别。就像我们不确定穿着厚底鞋、头发高耸的孩子是否真的达到了可以坐过山车的身高，我们也无法确定聪明的狗或发育中的胎儿是否可以进入心智俱乐部，或者高级机器人和大脑严重受损的人是否应该被排除在心智俱乐部之外。

世界上存在两种可感知到的心智，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道德类型，即有思想的行动者和易受伤害的感受者。

有思想的行动者，是能够采取行动并为自己的行动承担道德责任的主动心智，比如企业和神明。易受伤害的感受者，是被他人的行为所影响并享有道德权利的被动心智，比如小狗、患者和婴儿。行动者和感受者的差异是很直观的，因为它和人类的思想一样古老。

有思想的行动者和易受伤害的感受者这两种互补的类型，与亚里士多德对道德领域的划分很类似，他把道德世界分为道德主体和道德受体。道德主体是做出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存在体，他们是善行与恶行的实施者，比如英雄与恶棍、甘地式的人物与希特勒式的人物、警察与盗贼。相反，道德受体是接受道德行为的存在体。他们是善行的受惠者、恶行的受害者，被拯救或被伤害，被接纳或被遗弃。因此，道德主体是道德世界中有思想的行动者，具有能动性，承担着道德责任;而道德受体是道德世界中易受伤害的感受者，具有感受性并享有道德权利。

道德程度的高低=主体的能动性+受体的感受性

这个定义反映了善与恶的二元性，反映了从主体和受体角度看到的心智的种类(如成年人、儿童、动物、机器)。如果企图制造最大程度的不道德行为，你应该把一个非常强大的主体和一个很容易受伤害的受体结合起来。相反，如果希望不道德的程度最小，你就应该把一个弱小的主体和一个不太容易受伤害的受体结合起来。为了证明这个观点，让我们来做一个关于“首席执行官和小女孩”的想象实验。

想象一位首席执行官出拳猛击一个小女孩的脸。你大概会想，这太不道德了。现在再想象一个小女孩动手打一位首席执行官的脸。你可能觉得这很滑稽。确实，小孩伤害成年人是网络上爆笑视频的主要内容，而成年人伤害小孩则是影片中的常见内容。

正是因为动物是活生生的生命但没有语言，因此它们具有典型的隐秘心智。由于动物没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因此我们很难准确衡量它们的能动水平和感受水平。

植物是否有心智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而植物是否会感到痛苦，这一点对道德非常重要3。古代神秘主义者和现代的嬉皮士都认为树木有心智，植物心智的观点是罗尔德·达尔的小说《探声机器》中观点的变形。

在这个短篇小说中，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收音机，能够收听人耳听不到的频率。一天下午，他在收听广播时，听到了一些痛苦的尖叫声。他突然意识到发出这些尖叫声的时间和玫瑰花丛上的花被剪落的时间是一致的。广播中说乡村的院子里就像在进行种族大屠杀，每次剪枝都会给周围有知觉的花朵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

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植物具有能动性，甚至具有感受性，但我们通常不认为它们具有心智，因为它们主要是在缓慢的动作中表现出能动性和感受性。

在动作比较快的植物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心智的迹象。当我们触碰含羞草这种“敏感的植物”时，它的叶子会迅迷回缩，似乎能感觉到我们的触碰。捕蝇草会把毫无戒备的昆虫夹住，然后慢慢地把它们消化掉，这种捕食技巧显然体现了能动性。至于动作比较慢的植物，我们常常在延时影片中看到它们的运动:花朵开放，猛地闭合;叶子纷纷追逐着在天空中穿行的太阳;藤蔓缠绕着倒霉的树木，试图爬到高处。在看这些影片时，我们也会认识到那些动作缓慢的植物的心智。

只有当事物以与你相同的迷度移动时，他们才会被视为有情感、有目标。喜剧演员乔治·卡林用在高速路上开车的例子似乎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有没有注意到，开得比你慢的人都是白痴，开得比你快的人都是疯子?”

时间尺度上的人类中心说指的是我们从人类时间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包括心智。

在时间尺度以外，与人类的相似性也会增强对心智的感知。我希望心智俱乐部中的成员个头和人类差不多大，寿命和人类差不多一样长，有着与人类说话声类似的声音，四肢和毛发的数量也和人类的差不多。

在看到一个白蚁巢穴时，饥饿的黑猩猩会把一根棍子插进巢穴里，等到许多白蚁爬到了棍子上，它会把棍子抽出来，这样就有了一根美味的“虫子棒冰”。黑猩猩还会用石头砸开坚果，似乎还会制作长矛，用它来杀死猎物。虽然在众多动物中，黑猩猩在使用工具方面可以算是最精通的了，但并不是只有它们会使用工具。例如，鸟鸦会把树叶插进圆木中，这样蚂蚁会爬上锯齿状叶子的边缘，最后爬进在旁等候的鸟鸦的嘴中。

伊索寓言《乌鸦与水罐》的故事讲的是一只乌鸦想喝水罐底部的水，于是它找来石子，把石子一颗一颗地扔进水罐里，直到水面上升到它能够喝到的高度。研究人员在现实生活中检验了这则寓言，他们在乌鸦面前放了一只装了半瓶水的细瓶子，水面上漂浮着乌鸦喜欢吃的食物。水面太低，乌鸦够不到食物，旁边有一堆小石头。就像寓言中讲的一样，它的解决方法是把小石头扔进瓶子里，使水面升高。乌鸦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解决方法，其智力甚至胜过一些孩子。

动物研究者普遍受到的批评是，他们是在虚构，而不是在客观地观察心智，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和愿望投射到动物身上，误把自己复杂的社会认知当成是动物的。对动物心智最有条理的批评是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运动，它认为对动物(和人类)行为的描述不应该涉及心智状态。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为什么宠物的死是一场悲剧，而鸡的死只是吃饭的一个常规步骤?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动物的心智，所以在道德关怀的问题上留下了很多回旋空间。

实际上，人们对猫的保护比对乌鸦的多，尽管乌鸦比猫聪明得多。这说明感受性比能动性更能影响动物权利。

被我们批准进入心智俱乐部的生物不一定是最应该进入的，而是与我们有情感联系的生物。

如果孤独使人认为闹钟有自由意志，那么缺乏人际交往的人认为仿真娃娃是心智俱乐部中的成员就不足为奇了。

心理学家凯里·莫尔韦奇把这种现象称为心智知觉中的消极偏见，即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更容易引起心智知觉。

糟糕的结果促使人们寻找因施虐而应受责备的主体，这就是被称为二元道德完型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心智知觉上的消极偏见看成是二元道德完型的一部分，因为在受到伤害和感到被利用时，人们会寻找有能动性的心智来为此负责。

你的记忆被分散在很多方面，包括笔记、书籍、人和机器，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医院的预约，你把一张便利贴贴在冰箱上;为了做香蕉面包，你唤起对食谱的记忆;为了回忆年的圣诞节，你翻看相册。记忆的这种分散性在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中尤其明显。你可能不太懂汽车，但你有个朋友对如何给玛莎拉蒂换发动机非常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换汽缸垫。这意味着你可以完全不懂车，只要你能把车送到机修工那里就行了。只要你能记住谁擅长什么事(比如蒂娜是个计算机迷)，就不需要记住某物是什么(比如固定刹车钳和浮动刹车钳的区别)。

人们在经过长时间一起工作或生活之后，相互之间会分享存储的记忆。

我们的头脑迟早会和电脑融合在一起，这只是时间问题。一些科学家己经申请了可以隐藏在眼睛里的微芯片的专利，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利用某人的大脑信号控制另一个人的手部动作。

机器人能成为人类吗?从一个角度看，人类只是开关按钮的复杂集合(比如神经元)，从理论上讲，用硅晶体管而不是用肉细胞来模拟大脑应该是可能的。实际上大脑极其复杂，因此复制大脑极其困难，但科学家提出我们和机器人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差别。我们会本能地抗拒这个论点，因为人类和机器人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就是心灵、本质或者只是“人性”，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创造完全像人类的机器似乎不太可能。

年，日本机器人工程师森政弘首次提出恐怖谷的概念，他对机器人的外貌很感兴趣。他预测当机器人看起来比较像真人时，人们会喜欢它们，但当相似度超过一个临界点—机器人太像真人时，人们反倒不喜欢它们了。他还预测当机器人看起来和人类一模一样时，人们又会开始喜欢它们。当某事物非常像人类，但又不完全像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喜爱度会降低，这就是森政弘所说的恐怖谷。

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认为，无论机器人的外表是什么样，它们都不应该有感觉和情感，那么即使机器人长得跟人一模一样，只要它们表达了情绪，依然会令人恐惧不安。这不应该被称为恐怖谷，而应该是“感受谷”，只要一个事物依然被归为机器，便永远无法逾越这道深谷。

就像有感觉、有情感的机器人会令人恐惧不安一样，感受谷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感觉和情感的人也会令人恐惧不安。当你凝视着精神病患者的眼睛，你什么都没看到时，一股寒意沿着你的脊背向上蔓延，你禁不住打着冷战。比杀手冷酷无情的盯视更可怕的是完全没有有意识的体验，即完个没有内心生活的人，没有感觉，没有情感。

防止虐待机器人协会成立于年，它的使命是“提高公众对有关人工智能的一些伦理道德问题的意识”。机器人的道德权利?协会不是在开玩笑吧?协会的回答是:“防止虐待机器人协会的态度是认真的，就像认真地认为机器人有感情一样，而且将继续下去。”换言之，当机器人有了自己的心智时，防止虐待机器人协会会授予它们道德权利。这听起来荒谬可笑，但是不久之前，人们认为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使命同样荒谬可笑。

在人类的所有感受中，没有什么会比痛苦更真实、更直接、更抓人。无论是牙疼、后背受伤或割伤所引起的痛苦，它们都会从外部世界渗透进来，将你的意识填满，显得异常真实。当你的手被车门夹了时，所有复杂的想法、计划和记忆都会消失。即使是情感上的痛苦，无论是突然失恋还是所爱之人的离世，也都需要我们投入全部注意力。能动性，也就是计划和行动的能力，对未来是有益的，但痛苦的感觉将其他一切推到一边，使我们只专注于当下。

安慰剂效应也体现了心智影响疼痛的力量，对疼痛减轻的预期能够减轻多达50%的痛感。事实上，对流行药物的很多研究显示，它们并不比糖丸和乐观精神的组合更有效，这些药物包括缓解疼痛的泰勒诺或扑热息痛，治疗轻度抑郁的百忧解、郁复伸或帕罗西汀。充满希望的预期意味着任何治疗或多或少都会有效，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从灵气疗法ii到反射疗法等各种替代疗法会取得成功。甚至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歌手麦当娜和运动员豪尔赫·波萨达所推崇的尿疗法(喝尿的一个好听的说法)其实只是得益于安慰剂效应。

研究者彼得·德西奥里给这种“主体对受体”的二元道德完型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不可磨灭的受害者效应”，而且这个效应无处不在。那些认为滥用药物是错误行为的人觉得这会伤害青少年，那些认为烧国旗是错误行为的人觉得这会伤害残疾的老兵，那些认为手淫是错误行为的人觉得这会伤害儿童。在道德争论中，受苦受难的儿童通常是争论的主题，因为他们易受伤害的感受者的身份，使他们成为显而易见的道德受体。

机械化和动物化都是去人性化的方式，但它们都只是部分去人性化。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依然拥有一半的心智，就像在道德角色定型中的状态。在道德角色定型中通常存在补偿性认知。对黑人的成见否认了他们的能动性，同时强调他们的感受性，他们比较情绪化，身体更健康。机械化否认人的感受性，同时强调他们的能动性。与这种部分的、补偿性的去人性化相比，最极端的去人性化会完全剥夺人的心智，既否认感受性的存在，又否认能动性的存在。这不是动物化或机械化，我们称之为物化，不是把某人看成动物或机器人，而是看成根本没有心智的物体。

孤独症是一种心智知觉障碍，精神变态是另一种障碍。精神变态是孤独症的险恶近亲。孤独症患者虽然困惑不解，但他们还是关心他人的;而精神变态的人冷漠、有心计。精神变态的人一般能够明白他人的心理，但很少费心去关怀他人。他们对别人缺乏同情心，只把别人看成是达成自己止目的的工具，即使伤害了他人，也不会感到良心不安。

除了恐惧，存在品行障碍的儿童一般很擅长识别其他情绪表情，但对恐惧不太敏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埃茜·维丁做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她让一个存在品行障碍的少年识别他人所表现的痛苦和恐惧的情绪状态。这个少年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表情，但我知道在我用刀捅人之前，他们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对他人痛苦的不敏感可能源自他们无法感受到这种情绪。在面对危险时，精神变态者出奇地冷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情况下精神变态能够帮助人们顶着巨大压力获得成功。首席执行官成为精神变态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四倍，你对此可能不会很吃惊吧。

如果你天生没有手指，没人会以此来指责你不会弹钢琴，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指责天生没有同情心的精神变态者?

别人的痛苦一般会令我们心生同情，想要保护他们，但当别人的痛苦过于逼迫我们时，我们就不是这样的反应了。当造成伤害的不公正大到令人无法抗拒时，我们的反应是否认它的不公正，把伤害合理化，认为这是受害者应得的。人们内心深深地渴望看到世界是公平公正的，所以他们相信别人是罪有应得，他们想要确认可怕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个世界的疯狂是有章可循的。

减少群体之间敌意的一种方法是建立需要双方合作才能达成的共同目标。

心智显然与大脑相关。通俗地说，如果你摘除了某人的整个大脑，那他必定会死。进一步来说，剔除某人一部分的大脑会损害他的心智，就像著名的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的病例。在失去了一部分脑组织之后，曾经友善、虔诚的居家好男人变成了贪杯好色、憎恨权威的暴躁男，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变得冷酷残忍。

闭锁综合征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一样。患者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他们不听使唤的身体里。这是一种最严重的瘫痪。与半身不遂(一侧的手臂和腿瘫痪)或四肢瘫痪不同，处于闭锁状态的患者只有一两块肌肉能动。从心智的两个维度来看，感受性一般不受影响，但能动性严重受限。闭锁综合征患者是只有感受，没有行动;只有输入，没有输出。

闭锁综合征有可能是逐渐发展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等疾病会引发闭锁综合征。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患者会逐渐失去连接大脑与肌肉的运动神经元。史蒂芬·霍金就患有这种病，多年后他儿乎完全瘫痪，只能做几个微小的动作。

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不仅力证了闭锁综合征的症状，而且对本书作者丹尼尔·韦格纳具有重要意义。年11月，丹尼尔被诊断为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年7月因病去世。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对慢性疼痛患者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并将他们的大脑活动与火焰建立了联系。当患者的疼痛以及神经活动加剧时，火焰会烧得更旺。研究者指导患者从心理上试着抑制或扑灭那火焰，这似乎能控制他们的“疼痛火焰”，最终缓解疼痛。

试图预测你有多喜欢或多不喜欢一种不同状态的体验被称为情感预测。当人们说“我宁可死也不愿过闭锁综合征患者的生活”或“假如我的彩票中了大奖，生活会好很多”或“生孩子没疼到需要使用硬脊膜外麻醉的程度”时，他们就是在进行情感预测。在情感预测中，处于某种状态(比如健康状态)的人想象在另一种状态(比如闭锁综合征)下会是什么样。不幸的是，我们的想象对于改变状态来说不是可靠的向导，这意味着大多数人都不能准确地预测自己未来的感受。

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被试想象自己的彩票中奖了或自己瘫痪了。不出所料，他们相信中彩票一定会让自己欣喜若狂，瘫痪会让自己痛不欲生。不过他们只预测对了一半:在这两种情况发生后，他们确实会比平常更快乐或更悲伤，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基本回到了之前的幸福水平。这意味着彩票中奖的人通常并不比腰部以下瘫痪的人更幸福。

在怀孕和分娩之间，胎儿会经历9个月的逐渐发育，因此很难画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我们都赞同9个月大的胎儿是有心智的，那么8个月、7个月的呢?6个月、5个月、4个月或3个月的呢?从什么时候开始细胞变成了人?这个问题反映了长期以来的一个哲学问题“堆垛悖论”，即多少沙粒算一堆?我们都同意一粒沙子不能算一堆，但可以说粒沙子是一堆。我们也都赞同一粒沙子对算不算一堆不起什么作用。两粒沙子依然不是一堆，粒沙子依然是一堆。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如果你不停地一粒一粒地增加(或减少)沙子，最终你会积粒成堆(或让一堆沙子消失)。足够多的沙粒构成了“堆”，尽管单一的哪粒沙子都不能完成这种转变。

如果一堆沙子减去一粒是一堆，那么减到最后只剩一粒沙子，也成了一堆。

识别群体最重要的标准可能是共同命运。群体是一些人的集合，他们不仅相似、接近、闭合、连续，而且拥有共同的命运。当企业破产时，每个人都会失业;当橄榄球队赢得了超级碗时，球队中的每个人都能得到一枚戒指。当共同命运破灭时，群体就会分崩离析，比如在根据工作小组中的个人业绩而非集体业绩来决定奖励时。

把邻近性、相似性、闭合性、连续性和共同命运结合起来，就得到了群体性的一个尺度，它通常被更科学地称为“实体性”，即某事物在多大程度上算一个实体。对实体性的感知就像对心智的感知一样，不仅模棱两可，而且决定了我们如何认知群体中的心智和群体成员。

当悲剧发生时，人们很少会两手一摊，说“人生如此”，并接受生活固有的随机性。相反，他们会寻找意义，不仅要问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糟糕的事情，而且要问是谁在背后捣鬼。当人们觉得自己是受苦受难的道德受体时，二元的道德模板会驱使他们找出应该承担责任的道德主体。

失去个人思维，屈从于群体思维被称为去个体化。虽然它很容易影响年轻人，但其实任何人都会受它影响，这与年龄、种族或性别无关。每当人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时，无论是体育赛事还是其他活动，心智似乎都会离我们而去，被群体的心智代替。这种被称为“共同意识”的令人陶醉的感觉是一种被改变的意识状态，它本身并不一定很糟糕。事实上，它可能很美好，就像我们在朝圣者身上看到的，当数百万志趣相投的人在精神上联合起来时，他们会超越个体的生活。

同步性特别容易引发这种“共同意识”，所谓同步就是指你的行动与其他群体成员非常一致。同步性的例子包括一队士兵齐步走，演唱会上歌迷们一起随着音乐前后摇摆，在葬礼上人们一起哀悼。在每一种情况中，人们似乎都被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即使不在群体之中，匿名也能把人性中的邪恶释放出来。有些人觉得匿名是更强劲的驱动因素，他们不愿与别人分享，更有可能参与种族歧视，更有可能做出极端暴力的行为。匿名能够释放出被弗洛伊德归入本我的原始激情，他们开始打砸抢，以私刑处死他人。

直觉的二元论不仅使人们相信永生，而且阻止我们接受心智等同于大脑的事实。深深的爱意和刻骨铭心的记忆怎么可能只是神经元放电的模式，难道一断电，它们就会消失吗?如果心智等同于大脑，那么有着和你非常类似的大脑的人可能不仅非常像你，甚至他就是你。如果你可以无数次地复制你的大脑和身体，那么就会有无数个你，每个人都有权声称他就是你。这种极端想法会让大多数人不寒而栗。

二元论认为就像心智无法被复制一样，它同样不能被摧毁。相反，心智似乎是一种永远存在的量，就像能量或物质一样。它让一些人相信心智可以转化成其他形式，比如鬼魂、幽灵、转世、来生，但永远不会被彻底消灭。许多文化体现了对心智守恒的信念，它们认为死亡只是不同世界之间的旅程，葬礼是准备过程。

帕姆·雷诺兹在35岁时因患颅内小动脉瘤需要做紧急手术。她存活的希望很渺茫，尤其是因为医生不得不采用低体温的方法诱使她的心搏停止，将她的体温降到10度，这样她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停止，大脑血氧不足。从临床上讲，她死了将近一个小时。手术开始后不久，雷诺兹发现自己飘浮在手术台的上方，能够清楚地看着医生做手术，手术后她复述的医生对话准确得惊人。

就像很多有濒死体验的人一样，雷诺兹感到自己被拉向一束明亮的光，在那里她看到了己经去世的家人。最后，去世己久的叔叔把她从来世推回她的身体中。就在那时，她恢复了呼吸和心跳。但是在那之前，她完全没有任何大脑活动的迹象。

二元论怀疑者是迪安·莫布斯医生，他用无趣的古老生物学来解释濒死体验的要素。飘浮在身体上方的感觉可能是右侧颗顶交界区受到过度刺激而产生的。视网膜缺血会产生白光。和祖辈的神秘相见可能是角回中神经活动的结果，也可能是由大脑中异常的多巴胺水平造成的。同时，平静感和对死亡的接受与服用强效药物，比如氯胺酮或苯丙胺后的感觉很相似。在濒死体验期间，神经递质泛滥，难怪这种感受与使用药物后的感受很相似。

年，医生邓肯·麦克杜格尔把一个垂危的肺结核患者放在一台非常精密的天平上，随着他心跳的减慢和停止，医生专注地观察刻度盘。当这个人呼出最后一口气时，医生注意到患者的重量减少了21克，麦克杜格尔将这解释为患者逃逸的灵魂的重量。

为了推广这一发现，麦克杜格尔医生把一只将要死去的狗放在天平上，但在它死时没有发现失去相同的重量。这说明要么是最初的读数发生了错误，要么可能人类最好的朋友没有灵魂。

可惜人类死亡时减少的21克重量再也没有被检测到过，但即使被再次测到，这也不足以支持二元论。二元论认为我们都具有非物质的灵魂，而非物质的灵魂是没有重量的，因为重量依赖于质量，而质量是物质的特征。

真正的永生指的是你的意识继续存在，相较而言，象征性的永生指的是其他类似的心智继续存在，这些心智都是你相信的象征，比如科学、真理、自由。当人们为了“事业”而献出生命时，他们展示的就是象征性的永生。

这种现象的根源被称为“错误共识效应”。我们在几乎每一件事上都会高估和我们观念相同的人的百分比。

人们不仅把神看成是做出道德评判、解释痛苦的无上主体，而且也把他看成是值得信赖的知己。当你的朋友不愿听你唠叨自己的问题，你的另一半装睡，而你家的狗装死时，神依然会在那里聆听你的心声。

由于神通过人们自己的想法来和他们交谈，因此这种对话模糊了他们的思想与神的思想之间的界线，需要经过练习，才能识别出他们的哪些想法来自神。

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不正确，但在论及关系时，他认为人们的童年经历会影响未来生活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很多人期望他们的伴侣像他们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冷淡、疏远，或者热情、积极回应，你会希望你的爱人也是这样。研究发现，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神，人们对神的反应和对父母的反应是一样的“。和父母有安全型依恋关系的人也会和神具有类似亲密而舒服的关系。相比起来，和父母有不安全依恋关系的人会担心神怎么看他们，担心被遗弃“。

如果你一路读到这里，你至少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心智，包括神的心智，都是知觉问题。虔诚的信徒每天都能感知到神的意志，而无神论者只看到了随机事件。科学家迈克尔·珀辛格认为，他可以引发任何人的这种神圣体验，甚至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珀辛格协助开发了“神明头盔”，这种设备会用微弱的电流刺激颗叶的一小块脑区。

戴着这种特殊头盔的被试处于一间零刺激的完全黑暗的房间。他们舒服地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盖着毯子。电流被打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独自待在彻底的黑暗中，但他们真的是独自吗?很快，被试报告称有奇怪的感觉，比如房间里有幽灵、离体体验、某人在场的强烈感觉。有时他们会感受到神。正如拍辛格所指出的，因为你在实验室里，所以愚弄一下大脑只是很有趣的奇遇，但想象如果某人在寺庙或教堂里，或者只是晚上独自在家里产生了相同的体验，那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样的体验对信徒来说是改变人生的启示，甚至会使无神论者重新思考自己的看法。

认识到大脑如何构建神圣，至少会使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神秘感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科学家中，心理学家最不可能是信徒。最近一项研究显示，50%的心理学教授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只有13%的心理学教授是虔诚的信徒。

缺乏自我洞察最令人吃惊的地方不是我们必须编造解释，而是我们对这些解释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我们对自己行为或其他事情的解释是不是错误的。相反，我们一直试着证实我们认为自己己经知道的事情，这种倾向被称为证实性偏差。更严格地说，证实性偏差是指为了支持预先存在的理论，在搜索、解释和回忆信息上存在的系统性扭曲。

现在有三个我们关心的时间:意志的时间W、大脑激活的时间B和运动的时间M。通过儿百次测试，利贝能准确地确定这些事件的顺序，由此来检验自由意志的概念。这项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逻辑事实:原因一定发生在事件之前。如果存在自由意志，那么时间W(有意识的决定)一定早于时间B(大脑开始准备移动手指)。

不幸的是，时间W千真万确发生在时间B之后:有意识的决定发生在辅助运动皮质开始放电的毫秒之后。简单来说就是，利贝发现在大脑己经开始移动手指之后，你才决定移动手指。由于大脑激活早于你的决定，所以那根本不能算一个决定。相反，这就像有人把你扔出了飞机之后，你才“选择”跳伞。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利贝发现自由意志是幻觉。

另一项研究也证明了自由意志的本质只是一种幻觉。研究者采用的是经颅磁刺激的方法，就是把巨大的环状电磁铁放在被试的头旁边，然后启动电流、断开电流。由于磁和电会相互作用，而且神经元靠电运转，因此这些脉冲会激活不同的脑区。在激活被试的运动皮质时，研究者让被试动一动他们的左手或右手。重要的是，动哪只手完全取决于被试，但他们并非“自由地选择”与经颅磁刺激的性质相对应的手。电流顺时针经过磁铁时，被试会选择动右手;电流逆时针经过磁铁时，被试会选择动左手。惊人的是，虽然被试就像操纵磁铁的研究者的牵线木偶，但他们依然觉得动哪只手的选择完全是自主的。

这两项研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你做的每一个动作和决定都并非来自独立的自由意志，而是来自动荡的、前意识的脑电活动。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包括本杰明·利贝。意识到自己独创性的研究得出了摧毁自主性的结论后，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对的，挽救人类最终的自由，利贝改变了研究方向。实施了儿项研究后，利贝相信自己己经成功了，发现尽管人类没有自由意志，但拥有自由非意志。他声称在辅助运动皮质的激活(时间B)和实际运动(时间M)之间的短暂时间里，有意识的心智可以对运动进行干预和阻止。从本质上看，他证明存在着有意识的行政否决权。不幸的是，研究显示自由非意志同样晚于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正是你的大脑，而不是有意识的“你”，决定了动手指;也正是你的大脑，而不是有意识的“你”，决定不动手指。

这些结论使科学家、神学家和法律学者感到非常焦虑苦恼，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丝毫没有为此而苦恼。他在《活动余地》一书中写到，这些结论并没有那么可怕。

它们让我们设想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意志。我们想要和过往的行为或事件毫无关联的自由意志吗，就像完全随机的量子抛硬币?不太可能。相反，我们想要能根据自己的意图、愿望和过去的经历来做出最佳决策的自由意志。一般来看，我们似乎拥有这样的自由意志，尽管它来自无意识的大脑过程: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汽车、配偶和工作，这总好过因某种形而上学的独立性产生随机选择。不幸的是，这种自由意志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可能不足以支持最终的道德责任，即人们自由选择行善或作恶，因此犯了罪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死刑)。

直接见证大脑如何引起行为的神经科学家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应受奖励或惩罚的行为。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惩罚他人的不道德行为，比如用威慑的方法让坏人付出巨大代价、用隔离的方法使坏人不能接触社会，但消除我们对善恶终有报的愿望不在此列。缺乏自由意志暗示着天堂和地狱里住着的不是有罪的灵魂，而是脑子碰巧坏掉的灵魂。

尽管这会破坏死刑和残忍、特殊惩罚的合理性，但我们不清楚是否应该宣传人类根本没有自由意志的事实。

自由意志或许是一种幻觉，但它很有用，因为它会使人们，至少使他们的大脑更负责任，做出亲社会的行为。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通常受环境的支配，环境通过人们无法觉察的暗示发挥影响。

实现自我控制的最好方法就是绝不要让自己身处不得不进行自我控制的情境中。相反，你应该专注于构建环境，这样你就不可能屈服于诱惑了。

全身心投入到手头任务中的状态被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为“心流”。一般来说，当任务的要求与我们的能力完美契合时，我们会感受到心流。当你在盘山路上开车时，当你精心烹饪佳肴或者画油画时，如果感到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走了，那说明你感受到了心流。在心流时刻，我们躁动不安的思绪安静下来，自我消失了，你不再担心你的工作或你的体重，只聚焦于当下。这种状态听起来是无忧无虑的，确实如此，它似乎是通往幸福的道路，并使自我消失。但是它的前提假设是我们知道如何定义“自我”，也就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难以捉摸的性质。

长期以来，哲学家从内部寻找自我的本质，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今天早上的你和昨天晚上的你是同一个你。你怎么知道经过了一天天或一年年之后你没有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些问题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疯狂，因为你和7岁时的你相比，可能己经没有什么共同点了，但你禁不住还是觉得有一条线连接着你和他或她。确定我们身份的一些候选特性包括外貌(翘鼻子、浓密的眉毛)、性格(易怒或笑点低)、偏好(嗜甜如命)和兴趣(滑翔伞或园艺)，每个特性都有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提出了自我的更好的定义。

帕菲特是一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哲学家，现在在牛津大学任教，过着僧侣般的生活。帕菲特大部分时间在独自思索，每天穿着相同的衣服:白衬衫、黑裤子。有趣的是，帕菲特完全没有形成心理表象的能力，所以除非他的家或他的妻子就在他面前，否则他想不出他的家或他妻子的样子。可能正是因为这个障碍，帕菲特特别擅长抽象思维，因此他认为身份的主要方面是记忆。

按照帕菲特的说法，你之所以日复一日地都是相同的人，是因为你的记忆保持不变，它们有顺序地连成一条记忆链。即使你现在己经非常年迈，依然会记得第一次玩水滑梯，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心碎，第一次车祸。尽管你的记忆不断累积，但这些早期的记忆依然保留着，将你未来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连接在一起。

为了强调记忆的重要性，帕菲特提出了一些想象实验，其中很多涉及克隆。例如，想象一台可以瞬间把你传送到宇宙任何地方的设备。它的作用原理是扫描你身体和心智的所有组成部分，破坏它们，然后根据存储的数据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复制。用这种方法立即去一趟巴黎值得吗?巴黎的你还是你吗?帕菲特认为是的，你还是你，因为你、身体、心智通过相同的记忆链保持了心理连续性。

对帕菲特来说，自我只是一个感知问题。就像我们通过别人的言行来感知他们的心智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记忆来感知自己的心智。这意味着和别人相比，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每个人都是记忆的集合，拥有一组记忆并不会使你比拥有其他不同记忆的人更好或更坏。的确，如果你拥有其他人的记忆，他们也拥有你的记忆，那么你就成为了他们，他们也成了你。身份的任意性使帕菲特对他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并不只有帕菲特认为自我是随意构建出来的，而不是拥有持久本质的东西。丹尼尔·丹尼特对自我和重心进行了很好的类比。任何有质量的物体，无论是一口碗、一块木头，还是一个大脑，都有重心，这是一个精确的位置，如果你把这个物体放在尖尖的木桩上，那么这个重心能让物体保持平衡。然而，重心并不是独立于周围事物而存在的，它不是整个物体中的单独的小物体。自我很像重心，它只是位于你的所有心理体验、记忆、思想、感情、感觉、目标、愿望和个人关系的中心的理论上的点。“你”就像没有蜘蛛的网，是一堆记忆、思想、愿望和情感的集合，脆弱而单薄，但依然在知觉的阳光中发出微光。

或许更好的类比是颗粒板，虽然不太高雅，颗粒板是价格低廉的家具材料。从表面上看，颗粒板坚硬、实在，就像自我，它能承受得住别人的重量，但如果冲击力太大，它就会破碎，形成会伤人的尖角，与颗粒板的其他部分分离。然而凑近看，你会发现颗粒板只是被压在一起用胶水粘起来的细小纤维。如果你把颗粒板放在水池里，胶会慢慢溶解，纤维会分离，漂浮着，完全混在一起。

我们永远是一个观点:即使我们失去了记忆，不再想我们的愿望，放弃了对心智进行控制的诉求，但我们依然是知觉的来源。不过意识到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超越自我的秘诀。明白我们在感知世界而非直接理解世界之后，我们不仅能意识到自我是脆弱的，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而且能意识到其他心智可能比它们看起来的更多或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