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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的负面新闻令人沉重，今天，秦鉴君和盆友们聊段相对轻松点的话题。

时间回到年，南京城出生了一名后来名震四方的中国“第一超人”。

“超人”的小名，和今天一位在意甲大杀四方的巴西人绰号有两个字相同，名为“狗剩子”。

22年后，“狗剩子”在西山某开国元帅的寓所表演了“鼻子嗅字”的神功，名声大噪。

次年，“狗剩子”被调入神秘的所，进行“突破物理空间障碍”及“隔墙透视”等方面实验。

神秘的所，人们集体做功

实验成功，“狗剩子”从一个勤杂工摇身一变，成为享受中央领导级别待遇的特殊人员。乡邻当年瞧不起的小偷“狗剩子”，转眼成为中国最传奇的气功大师张宝胜。

香港电影《赌神2》里，周润发饰演的“赌神”高进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任何正常人赢得了我，只有北京的张宝成（原型张宝胜）换过我一张牌。”而他的徒弟星仔（周星驰饰）在《赌圣》和《赌侠》里的身份也是“中国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的弟子”。

之所以讲到上面这些，是因为8月5日凌晨，从北京传来一则消息：气功大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58岁。

这里提及“大师”，并无不敬之意，只想通过一段旧闻，让我们更能看清某些世事。

齐秦等人与张宝胜的合照

壹

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三年后，《四川日报》报道，四川大足县出了个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认字，引发轰动。由此开始，各种奇能异士开始频频登上各地报纸。

中科院的一份简报记载了当时情形：

“现在，除四川的唐雨外，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推荐了所谓能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其中大多是由地、县委或党委正式来函报告的。”

灵异人士的批量现世，有历史的必然。

上世纪70年代始，由苏联率先发起，美国跟进，两个冷战中的超级大国开始了一场特异功能的研发大战。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驻美联络小组得知这一情报（据说意念可以发射导弹且无法拦截），马上汇报给国内，由此引发了国人的奋起追赶。

在当时背景下，对地方政府来说，推荐“特异功能青年”就好比后来推荐奥赛生，是政绩，代表着领导重视科学。

除了许多领导干部，一些科学界旗帜人物也为特异功能大为振奋。

那位传说中顶得上5个美军师，晚年发出“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的大师，其实一直就在做培养特异功能“大师”的事业。

年5月5日，钱学森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说：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担保：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在钱力保下，那座神秘的所平稳度过了两次差点被撤销的命运。

所全称“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后更名“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归属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

年春节前，钱学森致信所所长陈信，建议“开展人体科学的研究工作，立题申请科研经费，借此笼住人才，继续开展载人航天生命保障系统等方面的公关研究”。

钱学森致信所所长陈信，建议他们研究“外气”

“人体特异功能”刚开始被作为研究对象时，争议非常大。钱学森将其换了个词“人体科学”。

所的最突出杰作，就是前文所说的气功大师张宝胜。

钱曾亲自指导所对张宝胜的研究，据说有项成果还获得了当年的科技二等奖。

贰

相比苏美两国将“特异功能”定位于科技领域，中国的研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将气功、中医等传统文化事物，与最新的“人体科学”融汇起来，不仅体现探索科技前沿的创新精神，还具有文化传承、弘扬民族自豪感的理论高度。

钱学森作过这样的阐释：

“中医是自然哲学；中医是整体论，是从整体和从系统看问题的；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气功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中医现代化必将引起科学革命。”

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上，钱学森鼓呼：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了，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我国有十亿人口，如果一百个当中有一个人练功，就是一千万，每百个练功的人有一个人去教，就需要十万个气功师，把这十万个气功师提高提高，这就是一件大事。”

现实是残酷的。

与大师的登高力挺相呼应，是“大师们”的频频掉链子。

年5月，所向国家安全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宣部等几个部门举行了一场张宝胜汇报表演。张宝通将表演物体“穿壁”现象，也就是让药丸从玻璃瓶中穿透出来。

年，张宝胜表演“从密封药瓶中抖出药片”

为平息争议，邀请了何祚庥、林自新等几位质疑派。

何祚庥们怀疑张宝胜作弊。双方约定，由何祚庥方提供道具。

为防止张宝胜掉包，何祚庥向中科院化学所定制了5个奇形怪状的玻璃瓶，里面药丸也刚好5个，并做了编号。

作为当天主持人，所所长陈信表示：张宝胜功力极强，一般半个小时就行，最多一个小时不成问题。

结果从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半，张宝胜一直没“透”出来。

大家饥肠辘辘，有人建议让张宝胜换个节目，做容易做的事，找找状态。

这件容易的事，就是嚼烂名片，就地还原。

当时有人提供了一张名片，何祚庥特意要过来，正反都签上“何祚庥”三字，这是一张独一无二的签名版。张宝胜拿到名片后，看了看，和主持人说，不想表演这个节目，要求换一下，也就是耳朵识字。

何祚庥是反对派，就交给何祚庥写。老何很不地道，写了一句“一枝红杏出墙来”，就是讥诮张宝胜，看他能不能做到“红杏出墙”。

封好以后，在封口签名，签了“何祚庥、何祚庥、何祚庥…”，所有接缝何都签上名。签完以后，何要了一张透明胶，在封口和签名上用透明胶贴上，张若打开了就有印记。

接着张宝胜拿了信封看了看，开始表演了。一会儿这样看，一会儿那样看，一会儿叠一下，一会儿又打开，一会儿又“发功”，从左手拿到右手，右手拿到左手。忽然间，把信封卷在一枝钢笔上，然后跟陈信说，你帮我拿着，一会儿桌子上有块糖会钻到信封里面去。陈信接过信封后，张就上厕所去了。

行，糖进了信封也算特异功能。

那天除了10名反对派外，还请了北京杂技团团长和四位高级魔术师。对此，张宝胜是不知情的。

张走后，一位魔术师提到，主持人能否打开看看，这信封是不是何老师签名的信封。

陈信自信满满，“是啊，总不会怀疑我跟他串通作弊吧。”

打开一看，众人大跌眼镜，果然不是何祚庥签名的信封，众目睽睽之下，这封信已被掉包。

至于原信封在哪，自然是被张宝通带走“培养感情”去了。

这样一来，全场哗然，再进行下去已经没有必要。

何祚庥要求客观报道当天事情，但不让宣传。

当然，初中文凭、字都认不全的张宝胜在文章《从我自己的特异功能说起》中，也作了一番表达水平秒杀八成高中语文教师的辩解：

“以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无论用鼻嗅字，或透视物体，或用意念转运物体，或透写等等，每做一次都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脑子疲劳得很，怎么能忍受一而再、再而三地无休止地重复做下去呢!此外，即使是功能极强的人，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将任何一项功能重复成功的，特别是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就有可能失效。鉴于上述情况，有时为了应付，有时为了恶作剧，不得不去作假。我想就是一个最老实的人有时也会这样做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有些人只是因为看到了一两次作假的表演，就一口断定特异功能都是骗术的话，那就未免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吧。”

自此，超人张宝胜的形象逐渐退隐。但宣传工作仍然持续了一段时间。

年11月底《超人张宝胜》一书公开出版，大量发行，到了第二年，《超人张宝胜》电视剧开始制作。中央电视台没有播，但地方电视台都播了这个节目。

何祚庥多年后感慨：这就是他们的“不宣传”，但却做了这些“宣传”。

叁

在自打脸方面，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并不孤单。

上世纪70年代，两位被认为是惊世天才，差点让五角大楼拨款的超能战士，被揭穿是两位优秀的魔术师。

而在苏联，一位表演更为拙劣的妇女一路过关斩将，得到了列宁格勒大学心理系的青睐。

事后证明，两国冷战间培养出的超能战士们，基本是一帮障眼法高人组成的骗子联盟。中国与之的唯一区别是，作为后知后觉的学生，意识到被骗也稍微慢了半拍。

为什么泱泱大国，甚至许多精英人士，会被一些今天来看不可思议的伎俩蒙骗？

古斯塔沃·庞勒在《乌合之众》中说：

“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都听命于一切暗示……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神话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庞勒举了两个例子。

心理学家达维把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一位科学家。

在让他们审查了物体，并做上标记后，达维当着所有人面演示了“显灵”的现象，并在石板上写字。事后，这些杰出观察家都表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能力解释。

随后，达维公布答案：这不过是简单的骗术。

此外，英国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其中甚至包括一位女孩的母亲。

结果，在为两位女孩举行葬礼时，人们突然发现，本以为溺水的两个女孩还活着。实际上，她们和溺水而死的女孩并不是非常相像。

在这其中，第一个熟人的误判起了很关键的暗示作用。这种暗示传染了后来者，尤其当生者并没有明显的特征，或部分特征，如额头上的伤疤与死者有相似处时，更容易导致集体犯错。

肆

群体容易成为幻术的俘虏。

尤尔瓦·赫拉利则在《人类简史》中认为，人类需要共同的想象（或幻觉），形成一种集体的纽带。比如宗教崇拜等。

换句话说，群体一方面有被操控的风险，一方面又有被操控的心理需要。越是喜好集体生活的群体，就越容易受到蛊惑。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气功大师风行一个时代，能够形成人人练功的热潮；为什么在大江南北，许多传销组织总是屡试不爽。

在今天的中国，新一代的气功大师早已升级道具，在各行各业的舆论场呼风唤雨。

在前不久的碧桂园风波中，我看到有人为宇宙第一房企辩护，“碧桂园做了那么多的慈善，也要看到正面的一面。”

随着碧桂园的隆重道歉，一些批评的声音也开始反转。

这正反映出群体意志脆弱的一面。一家企业日常的形象包装，的确可以成为冲抵负面的有效手段。而每每事发后，一些聪明的危机公关，甚至可以将舆情，反转为一次正面输出。

比如，舆情风波后，某些“反省诚恳”的政府部门，往往能很快赢来正面评价。

当危机公关成为一种成熟的套路，当舆情被水军娴熟操控，我们的社会实际上不会因为批评增多变得更好，相反，会因为相关方面更专注于“对付”批评，而忽视实质工作的改进，甚至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放在舆情的攻防战中。

还是以此次碧桂园的道歉事件为例。令我惊异的是，其把重点内容放在正面形象的输出，比如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企业的情怀。碧桂园把媒体见面会，当做了强行洗白的主场。

而对于企业如何落实整改，如何通过制度的深层次改革避免下一次悲剧，语焉不详。

似乎在碧桂园看来，只要应付好了媒体，做好了这次公关，事情就过去了，就像它们多少年来，不断用广告摆平报道其负面新闻的媒体一样。死8个人，或者还是死更多人，毕竟地产企业这类工伤事故，从来都有，似乎只是冰冷的阿拉伯数字，并不足以触动一家巨无霸的真正痛感。

碧桂园安徽六安活动板房轰然倒塌

这正是这家企业，也是社会的可悲之处。碧桂园的老板，修猪圈起家的杨国强也许不是一位“黑心”企业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相信，其做慈善，做公益，是发自真心的自然行为。

但就是这样一位外表朴实的昔日农民，当他成为一艘航空母舰的掌舵人时，他的思维也成为集体意志的体现。

这种套路化、模板化，缺乏真情实感的反应方式，在许多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在许多危机公关中，我们都看到千篇一律的僵尸面具。

《我的名字叫可汗》里有这样一句台词：任何一个无辜生命的逝去，等同于全世界死亡的重量。

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

我想，这样的价值观，应当成为共识。唯有当全社会都认识到，是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组合成了连绵的集体之林，以人为本才不是一句空话。

但这种愿景的实现，不能期待“大师”们的垂恩。

就像30年前的何祚庥所做的一样，当乌合之众中，有更多何祚庥发出有别他人的声音而不是被从众心理催眠，这个集体，才无法被有意无意忽略这样的事实：那里有很多鲜活的个体存在着，他们无法被肆意拨弄和收割：他们能把“大师”拉到马下，他们不是韭菜。

文：酌月

图：网络

编辑：闫杉审核：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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