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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头塘：永昌古驿道上的“鬼门关”

苏加祥

保山(永昌)古城西出约三十多公里处，有一个群峰夹峙、丛林密布的山谷叫“乌头塘”。这是永昌古驿道越过腾冲、西出缅甸的必经之道。当年徐霞客越过永昌古道往隆阳区西山片一带考察时，本应从此道西出，但他却由古城南部绕过此地，从丛林覆盖的宝盖山徐家花园一带，穿过朝阳寨，又从南侧过岩青后面的大寨，再从大寨往北，到了当时称为“干海子”(现称小海坝)的地方，又南转到了冷水、阿东一带考察那里被称为滇西“第一大瀑布”的阿东大河和名闻滇西的玛瑙厂。从古城仁寿门西出，翻过青岗坝再攀越乌头塘险谷，全程达三十多公里，是到达西山片最直接的线路，但徐霞客的整个行程却绕成了一个“S”形，且沿途坎坷不平，荆棘遍地，道路十分艰难。他是有意“游山玩水”，欲赏尽永昌古城后面的高山美景，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从地图上看，由永昌古城西出的古道有三条。一条是从古城南门西出，过卧狮窝、蒿子铺、冷水箐，越过蒲缥，穿过传说中的诸葛亮火烧藤甲兵处的盘蛇谷，再乘竹筏渡过潞江西出“夷方”明朝末年永历皇帝被降清大臣吴三桂逼得向缅甸落荒而逃时，走的就是这条古道；第二条，由古城南门南行五里左右，再进大沙河峡谷，翻越平沟梁子，再下到蒲缥坝子与第一条古道汇拢。据一些至今还健在的马锅头回忆：这两条古道基本上是并行的，并无远近之分，主要是因道路壅塞而挤出的岔道。另一条，是永昌古驿道西出“夷方”最直接、最省时间的一条，即从古城仁寿门西出，过青岗坝，翻越乌头塘，过小海坝，再越过双虹桥攀越高黎贡山，与前两条古道一样到达腾冲、走出缅甸“夷方”。从到达的目标来看，这三条古道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为什么最为直接的乌头塘古道有时走，有时停；有时人烟如织，有时冷落荒凉?

乌头塘，原叫草坡洼，周围峭壁陡岩，原始森林铺天盖地。后因境内遍地长满乌头草药，加上此地匪人拦路抢劫犹如家常便饭，且猛兽逸出频繁，途中处处险象环生，行旅之人遂将其更名为“乌头塘”。一条叠满马帮蹄印的古道在乌头塘两山高耸的缝隙中穿过。眼下尽管前方不远处的草坡上因林场盖了一间守护森林的房屋，使这苍茫山野中的凄凉略略有了几缕人气，但从古道的缝隙中穿过时，仍使人感到有一股毛骨悚然的逼人阴气：叠满蹄印的羊肠小道上到处是腐枝败叶，路旁的衰草下面时时露出当年马帮路过时丢弃的马鞍、马绳以及遗骸残骨一类的东西。沧海桑田，岁月流转，并没有把往日穿越古道、西去“夷方”的悲壮身影完全淹没，这些残存的遗物里面或许就隐藏着后人未曾知晓的辛酸故事；里面见不到光线，从外面看，走进里面的行人，犹如是一个个坠入魔窟的“鬼影”，上面覆盖的藤蔓上不时飞越而过的野鼠，加上上空乌鸦偶尔几声“哇！哇！”的惨叫，使行人有一种坠入“地狱”深处的恐惧。假如你把岁月的时光隧道翻转过去，当年马致远笔下“古道西风瘦马，枯藤老树昏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所描绘出的诗意昂扬的景象，其实并非是作者的有意张扬，而是古人在寻求生存的艰难道路上的真实记录。很难想象，马致远当年或许就是一个地道的赶马人，否则他的这种“记录”就无法把古道上辛苦奔波的行旅者写得如此悲苦、如此凄凉，且极具浪漫主义的悲壮情调；由于他“毫不雕饰，如实写来，却字字是景，满纸皆画”的描写，致使后人在阅读这首词时，多数时候都坠入了那种“把凄凉当美景、把孤独当诗意”的虚幻意象里，反而忘却了“凄凉美景”后面行旅者遭遇不完的苦难、流淌不尽的泪水……翻过“地狱”一样的孔道，山峰耸峙的顶部露出一个宽阔的草甸，上面铺满葱绿的山草；一股山泉从一个阴暗的山崖缝隙中透出，悄无人息地漫过草甸。那天我从乌头塘垭口徒步翻越草甸时，恰逢山花烂漫的五月，草甸周围的大树杜鹃、山海棠、金银花……像一个天然的花色围栏，使整个草甸浸润在一片浓香的花气之中。草甸侧边花丛掩荫下的林场守山的小屋旁，或衰草覆盖，或绿影重叠，孤独地在这旷野的深处，默默地“翻阅”着春夏秋冬四季变幻的日子。草甸里的日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不断重复着山青水绿、叶落花开的烂漫本性。它们在古道上的马帮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了的孤独和热闹的不断流转中，永远保持着自身心态的平和与冷静。长年居住在小屋里守护森林的老王，那天我们闯进草甸的时候，正蹲在屋外用柴棍围住的菜园里锄草，他浑身穿一套沾满乌黑尘土的蓝色服装，与围栏外遍地长着的蓝色鸢尾花混在了一起，稍不注意，你还以为这个守山人是长在花草丛中的一株鸢尾花呢。他边低头锄草，边发出清脆悦耳的山鸟的叫声，引来了色彩缤纷的各种鸟儿落在围栏上看他锄草。老王说，星期天林场工人回家了，他一个人寂寞无聊的时候，就学学鸟叫，天长日久，周围的鸟习惯了这种叫声，便经常飞到小屋外面与他“做伴”，这样，孤独是有，但无聊就没了。老王最怕进城，他对山外发生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有时老伴叫他进一趟城“开开眼界、见见世面”，他说，城里“花里胡哨的，眼睛忙不过来，搅得心烦意乱，很不是滋味，每次进城，就像蜻蜓点水一样，逛一转就急着跑回家了。”每次老伴总要问他买回来了什么？他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说买回来一个“花里胡哨！”惹得老伴骂他是个“裤裆包头”。这时老伴从屋里走出来，邀我们一起进家吃饭，我们说不麻烦了。她说我们家里吃饭不像在城里一样麻烦：又要粮票又要钱。随我一起进山的两个年轻人问粮票是什么？她说“粮票就是粮票！”逗得两个年轻人把腰都笑弯了。老王板着面孔：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裤裆包头——粮票早就不要了！说完叹了一声：这几年日子稳定，老伴今年六十多，整整二十多年没进过城了。不知什么时候，几只胡须上沾满杂草的山羊从树缝里钻出来，老伴急忙折回屋里拿盐巴撒在空地上。老王说，我家用钱不用进城，养的四五十只羊，城里人亲自跑到这里来，现巴巴的钱就揣到了兜兜里；要用什么，叫他们下次顺便带来，省得我一进城就头晕。看着老王家的日子，你很容易把它与《瓦尔登湖》里老卢(梭)一家联系起来：水流草动树语鸟唱，“唱”出的是空寂如禅的发月；山清水秀风来雨去，“丢失”的是叽叽喳喳的尘世喧嚣；树草拨动着时光，溪水流淌出岁月，土碗竹筷，粗茶淡饭，在随意中“虚度”着光阴，在“糊涂”中“糊弄”着所谓的“日子”，生存秩序的章法里，无所谓“喜”与“忧”，也无所谓“乐”与“愁”……假如，你没听到过老王向你描述的乌头塘草甸往日曾经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惨烈故事，你一定会以为这美丽的草甸，这草甸上的小屋，这小屋里生活着的人家，肯定是中国历史上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幻景的再现。其实，悠长的古道，古道上如诗如画的美丽风景后面，曾经演绎过无数的刀光剑影、“编制”过不少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事实上，由中原大地延伸而出的永昌古驿道实属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描述的“西南夷道”中最为凶险的一段。早在西汉元狩元年汉使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发现这条通道以后，汉武帝就多次派兵欲扩充这条直通东南亚的“夷道”，但因此道凶险以及滇人与一个“常隔滇道”的叫头兰人的阻隔，而迟迟未通。当时所派去的人或饥饿而死，或被瘴气所害，加上头兰率众沿途劫杀，死伤者很多。连司马迁对此道上层出不穷的“匪患”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灾难也极为感叹：“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沿途因“西南夷又数反”，常“虏其老弱，”西汉王朝虽屡屡“发兵兴击，”但仍“耗费无功!”据有关史料记载，自张骞发现“西南夷道”开始，到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此道上“兵匪蚁聚，禽兽侵扰”的现象，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明朝崇祯十二年(年)三月二十八日，作为长途跋涉进行地理考察的徐霞客，沿途已经备尝匪患之苦，永昌古道西出必经的乌头塘垭口，偏又是匪患最为集中的地方，因此到了永昌古城以后，徐继续西进时，遂辗转南出，将行走的路线走成了“S”形，以有意避开匪徒的袭击。民国十五年(年)八月，保山城发生了永平县常备团杉阳区大队长杨震寰与丽江、维西镇守副使罗树昌联合起兵闹事的“大包头”(乱兵头裹青布)事件，当时汶上镇派马夫朱光启前往保山县政府交纳十多驮税银。朱光启途经乌头塘垭口时，遇土匪拦劫，谎称是送给“大包头”队伍的兵饷，因当时“大包头”势力极大，连活动在各个山旮旯里的土匪都惧怕三分，遂放走了朱光启。朱将十驮大银藏在了保山坝西北角的一个山洼里，回去报告说大银全部被乌头塘的土匪劫走。乌头塘是永昌古道上出了名的匪窝，沿途各村寨无人不知，加上“大包头”占据县政府的消息已风传各地，汶上镇镇长查无实据，只好作罢。后来，朱光启突然之间在汶上一带购买了上千亩的土地，不久又当上了汶上镇的镇长。一个低三下四的马夫眨眼间成了保山西山片名噪一时的大户。当时汶上有句民谚叫做“走了九道十八弯，也走不出朱家的大门口”，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朱光启一家土地范围的宽阔惊人。可以说，乌头塘的土匪成全了朱光启的暴富，也为“昨天还是一个受人白眼的穷人，今天就是一个横着眼睛瞪人’”的国民党政客铺就了一座青云直上的平台。眼睁睁地看着朱光启曾经还是一个穿着破烂疙瘩衣服低眉顺眼地服侍人的汶上穷困乡亲们，无不为朱光启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成了“贵人”的经历咋舌惊叹。是“眼红”还是“想不通”，或者是老天“有眼”，赐给了他一块“金砖”？不管是何种议论、何种猜测，都无法找到确切的根据。唯一能够得到解释的是:在那混乱无序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倒是朱光启暴富“成功”的最为合理、合情、合法的依据。但是有一句老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天平是最公正的！年朱因儿子朱明王率匪闹事被剿匪部队逮捕，年死在腾冲监狱。朱光启受乌头塘土匪的“成全”而暴富，毕竟是昙花一现。任何欲从“捷径”中寻求发迹的企图，终归经不起“阳光”的洗涤，最后总要蜕变成渣滓回归尘埃。民国十八年，汶上乡上拉堡村一个李姓妇女，丈夫死后带着一个十六岁的儿子艰难度日。因生活无着落，儿子便去替一个大山主家放羊。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山主叫这个寡妇的儿子赶着一百多只羊到保山城卖给一个大老板。途经乌头塘垭口时，被突然闯出的土匪将羊群全部抢去。送羊的孩子跪在土匪面前苦苦哀求：留下几只，他好回去跟主人交待。可专靠抢吃的土匪们哪管这么多，便一顿棍棒将孩子暴打而死。孩子的母亲知道后连夜赶到乌头塘垭口的草甸上。奇怪的是失去儿子的寡妇并没有呼天嚎地的痛哭，而是将儿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裤子仿人形挂在树上(当地的一种“叫魂”习俗)，树下以树代烛点燃了两棵干树，然后抱着孩子的尸体，轻轻地呼唤着：儿子，回来吧——你叫妈一个人怎么活呀……声音虽然轻柔得像飘过上空的一缕没有眼泪的哀乐，但在夜空中那静寂的草甸上，听起来却是撕心裂肺、动人心魄。在草甸守护山林的老王说，这故事是他父亲讲给他的，当时他父亲与几个乡民从保山城做生意路过这里时，老远就在黑漆漆的夜幕中看到忽闪忽灭的火光，忽悠忽悠的光影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像一个幽灵一样抱着一具尸体，嘴上发出断断续续的呼叫声。几个人以为是见到了“鬼魂”，吓得躲进箐林里往外窥视：奇怪得很，死去的儿子在母亲的呼唤声中竟慢慢地站立起来，抱住女人“妈”的一声哭出声来。几个乡民说这不是“鬼”，是人，急忙钻出林子。女人见到林中钻出了“强盗”，竟大声狂笑起来：冤家来了！冤家来了！拔起了地上长着的乌头，横眉怒眼，不顾一切地扑向乡民们，吓得几个人四散而逃。老王说，他父亲后来在讲这个故事时还心有余悸：当时那女人边狂笑边紧紧地抱住儿子，眨眼间，突然像一股轻烟一样“飘”进了山林，消逝得无影无踪……不久，从草甸上路过的人，隔三差五地会看到一具具土匪的尸体抛弃在草甸上。乡民们说，土匪尸体抛弃的“奥妙”谁人也说不清，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概是老天报应吧！我在听老王在重复父亲所讲述的这个“母子悲剧”时，看到他神色凝重，眼含泪水，将“悲剧”演绎得惊天动地、撼人心魄。老王说，他刚进乌头塘垭口守山时，尽管他从没见过那个女人，但晚上时常在梦中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来向他倾诉：她儿子是她死去男人的“香火”，她怎忍心叫他死去！后来她带着儿子与土匪入了伙，不久土匪们便一个个神秘地死去......她终于报了仇，说完又哭又闹又笑，搅得老王几夜都睡不好觉。远去的故事里含着辛酸，复述故事的人流淌着泪水。老王嘱咐我说，你不要责备我是向你宣传迷信，初来林场那几天，晚上出屋闲逛时，奇怪得很，在这静得连蚊子都听不到的草甸上，总会听到一种幽幽怨怨的女人的哭声，那哭声叫人听了心惊胆战、痛苦伤感。我没责备老王，在无序社会里发生的“必然有序”的生存悲剧，悲剧中的悲剧人物所演绎出的悲剧故事，形成一种“气场”传递给了人们，这种“精神传递”的感应凝聚成一种“勇气”，使杀人越货、劫财害命者在诅咒声中“死亡”，使善良的无故蒙难的冤魂在传奇故事的张扬声中“重生”。这或许就是这条古道自出现以后人烟一直绵延不绝的真实原因，也是我们祖辈在苦难中挺立不倒的民族精神。事实上，上个世纪50年代前夕，奔波在这条古道上的祖辈们一直在重演着不同的悲剧。民国三十八年(年)冬天，隆阳区河图西山脚一个马锅头赶着自己的十五匹马前去缅甸驮玉石。经过乌头塘“拉烧”(休息、放马)时，马匹误吃了一种能“断肠”的败马草，待继续往前赶路时，路上东倒一个，西倒一匹，全家积攒了几代人的“血本”全部化为乌有。这个在古道上行走了五十多年的老赶马锅头，折回到乌头塘拼命寻找着到底是什么毒草使他的马匹全部倒地而亡？一怒之下，索性放了一把火将草甸燃烧起来，自己也投入火中自杀身亡。后来，土改时期，他的儿子因其父“有意破坏剥削财产”而被牵连、判刑，并被定为“破落地主”。“文革”期间，这个“破落地主儿子”屡次挨批斗，他百思不得其解，专程赶到乌头塘，对着那空旷的草甸发疯一样狂叫着：老爹，你把马匹藏到哪里了，坑得你的后代都活得不得安生！最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一棵老树上。昔日充满杀气的乌头塘垭口，又为鬼魂们增添了一个新的“户口”......我第二次进乌头塘的时候，老王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富的野餐。吃饭时，他将其中的一道叫“竹节菜”的野菜夹到了我的碗里，嘱咐说，这道菜吃进口里有点苦，但咽进肚里后就会“回甜”。这个没有读过书的朴实的山民，会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呢：古道上绵延了几千年的苦难，终于在他这一代人身上“回甜”了。我知道，苦难终归要结束，人生历经的遭遇毕竟有时限，冬去春来，繁花似锦的季节将延伸出灿烂的日子。从西汉张骞发现“西南夷道”开始，到乌头塘最后一个“鬼魂户口”的结束，悲剧不断重演的悠悠古道，终于艰难地画上了一个令人喜悦的句号！（作者：苏加祥）

来源：文旅隆阳

完

编辑：李美兰

责任编辑：杨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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