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记述，“钱学森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母亲就在家中教他读书识字。钱学森3岁时，有非凡的记忆力，此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神童’。”于是有人说，钱学森卓越的家庭背景和天赋是无法复制的，所以我们很难再培养出一个钱学森。这观点看似不错，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谬误，破解了这个谬误，也就可以破解“钱学森之问”，从而找出“教育的出路”，请试论之。说“钱学森的家庭背景是无法复制”的，这无错，然为何如此般的家庭背景，就可塑造出一代科学大师呢？无外有两点：一、文化熏陶；二、家庭教育。先说“文化熏陶”。俗语讲“维也纳的孩子都是音乐家”，中国亦有“书香世家”的传统，都是讲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文化教养是必须通过从小的耳濡目染，而非任何教学手段可以达成的。众所周知，儿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如果住在市场旁边，就模仿屠户宰杀、讨价还价，如果住在墓地旁边，就模仿吹号打鼓、孝子哭丧，所以才有了孟母三迁的典故。孟母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假如一个人并没有高贵显赫的家世而足以接受文化艺术的熏陶，那么，就搬到学馆附近，让琅琅读书之声萦绕耳畔吧，他可以随时随地聆听圣贤的心声。再说“家庭教育”。只靠环境熏陶还不够，尚需有目的的教育。家庭教育实则早期教育，刚才讲，儿童有极强的模仿能力，言外之意，他有极强记忆力、吸收力和自我协调能力。依照现代脑神经学理论，三岁之前是一个人脑神经发展和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只要教育得当，人人都可成为天才。没有一个孩子会自动背诵上百首唐诗，除非有人教他。请问，有几个家庭在三岁之前教孩子上百首唐诗？我不止一次的听幼儿的父母说，最近教了孩子几首唐诗，他没几分钟就背会了，真不敢再教了，怕脑子用坏了。事实上，三岁背诵上百首唐诗，每一个正常的孩子都可以办到，只要有人教他。而教他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反复念给他听，不出二十遍，他一定会背。可以说，模仿、记忆、背诵，是人类的本能，就如同，说话是人类的本能，但如果人生在一个无声的环境，一旦错过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即三岁之前，可能一辈子都是哑巴。背诵上百首唐诗，本是一个三岁幼儿的本能，但如果没人教他，错过了背诵的最佳时期，他一辈子就背不下上百首唐诗。日本早期教育专家铃木镇一先生说，百分之九十的孩子都是天才，是庸俗的父母用庸俗的手段把他教成了庸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学森并非天才，他只是拥有一个普通幼儿的本能而已；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又确实是天才，我们要感谢他的母亲，用天才的方式保住了一个天才。综上，“钱学森卓越的家庭背景和天赋是无法复制的”这句话的错误之处在于，家庭背景无法复制，并不代表文化的熏陶不能复制，尤其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普及，科技无比发达，再以个人出身来推脱责任，就是不负责任、不懂思考的父母，一个孩子被生在一个不负责任、不懂思考的父母家中，才是真正缺乏天赋——不被上天所眷顾。如果有人说，“让孩子在三岁之前背一百首唐诗，就能造就天才，就是教育的出路”，请问，我们敢相信吗？我们有勇气去实践吗？我们真能凭为人父母的爱与良知替孩子做出抉择，而不怕周遭的嘲笑质疑吗？还是，依旧人云亦云、畏首畏尾、任一个天才被时光消磨成庸才呢？为什么“让孩子在三岁之前背一百首唐诗，就能造就天才”？一定有人这样问，而且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必定要这样问。我的回答是，如此的教育是道理所在，而道理是不怕被一问再问的。以下，我要系统解释一下这句话——“让孩子在三岁之前背一百首唐诗”。这句话很简短，却不可以轻视，因为这里面的信息非常之丰富，首先，它包含了教育所必须把握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机、内容、方法。关键词之一：“三岁之前”“三岁之前”指的是“教育的时机”，即，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受教育。一般人认为，六岁上小学，才开始接受教育，这正是中国近百年来培养不出一个大人才的最重要原因！研究表明，婴幼儿时期是人类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天才能否被保住，3岁之前就已注定大半。而前文提到，有家长发现孩子背诗很快，竟因担心他用脑过度而放弃教育，这是典型的对脑神经医学的无知。脑神经的发展依靠外界刺激，也可以说，刺激得越多，就会越灵活，即越聪明，反之，就会越来越笨，有多少天才就这样被人为扼杀了，可想而知。关键词之二：“唐诗”“唐诗”指的是“教育的内容”，即，我们该让孩子学什么。我们说，脑神经接受刺激就可以发展，刺激的渠道主要通过耳朵和眼睛，即听声音、看图像。那么平时的说话，讲故事，听儿歌，这些都是声音的刺激，为什么非要强调唐诗。我们就必须知道，“唐诗”和“说话、故事、儿歌”的区别在哪里。很显然，唐诗所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和“优雅”，丰富的声音使脑神经快速发展，优雅的声音使脑神经稳固发展，快速又稳固发展的脑神经，就奠定了一个人的智商、情商、创商等等的基础。婴儿是一张白纸，“红豆生南国”与“上山打老虎”在婴儿那里，并没有难易之分，但是，前者所包含的内容比后者可丰富优雅多了，至少它涵义隽永，值得一个人终生回味。关键词之三：“背”“背”指的是“教育的方法”，即，我们该怎么教。“怎么教”，这个问题比起前面两个稍嫌复杂，因为，不同的时机可能所用的方法不同，不同的内容可能所用的方法也不同。作为老师和家长的成人，在学习任何一项知识和技能的时候，都是采用理解运用的学习方法，于是认定世上只有一种教育方法——理解运用。这是大错特错了！理解运用的教育方法所针对的对象是“成人”，所针对的内容是“知识”，但现在，我们针对的对象是“儿童”，所针对的内容是“唐诗”。人类的理解运用能力随年龄递增，而记忆吸收能力随年龄递减，“儿童”和“成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儿童的理解运用力差但记忆吸收力强，成人的理解运用力强而记忆吸收力差；“知识”和“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需要理解才有意义，而唐诗不需要理解，就有意义。故，成人适合“理解运用”的学习方法，而儿童更适合“记忆吸收”的学习方法，所谓“记忆吸收”就是“反复诵读，不求甚解，自然成诵”，此即“背”字诀的全部含义。为什么唐诗不需要理解，只需要背诵就有意义？因为“唐诗”本身不属于建构式的学问（笼统讲，数理学科属于建构式的学问），诗词、文学、音乐、美术......这些都不属于建构式的学问，而属于酝酿型的学问，也可以说，是需要“反刍”的学问。牛羊吃了大量的草，放在胃中并未立刻消化，而是经过浸泡软化、发酵后，再倒流回口腔细细咀嚼，此谓之“反刍”。一个孩子将大量诗词背诵在头脑里，等他渐渐长大，随时有生命的感悟，触景生情，随手可以引用，此乃古人所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艺术也一样，莫扎特如果生在农夫家而不是生在音乐世家，也一定不会成为音乐神童。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叶嘉莹教授曾说“诗词使人心灵不死”，同样的，艺术也可以使人心灵不死，而这种使人心灵不死的学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是必须靠长期浸染、慢慢消化、偶然体悟的，乃至于是莫名其妙、难以言表的。借用哲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这是属于“生命的学问”，只要你是生命的存在，那些童年背诵过的诗词，听过的音乐，看过的画面，就会在生命历程中不知不觉流淌出来，指点生命的方向。如今，社会环境中充斥着杂乱萎靡的音乐、暴力无序的画面，一个孩子还未进入社会，心灵就已经被污染，试问我们如何期待一个大师的诞生？大概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在，我的孩子不中网瘾，不抑郁不乖戾不冲撞父母，就谢天谢地了吧。以上，用大量篇幅说明了“在三岁之前让孩子背一百首唐诗”如何符合教育所要把握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机、内容、方法。一个负责任的教育者这时候还应该继续问下去，“三岁之前背一百首唐诗”，这就够了吗？够不够，有一个检验的方法，还是这三原则，让我们再重新来一遍。教育的时机要把握。零～三岁的确是人类潜能开发的关键时期，但这就够了吗，按照道理，假如教育教的是生命，那么有生命的那一天，就可以接受教育了，也就是说，受孕的那一刻起，人类可能就可以受教育了。依照医学研究，胎儿三个月，就可以检测到听觉神经在发展，生命是奥秘的，谁也不敢保证在这仪器检测不到的三个月，胎儿的听觉神经就未在发展。所以依照道理，教育开始的时机应该是——胎儿时期，早到受孕的那一天。第二，教育的内容要把握。在胎儿时期，只有听觉能够接受外界的刺激，所以，我们就用声音作为教育的内容。刚才说过，丰富的声音刺激脑神经的快速发展，优雅的声音奠定稳定的性情，所以，我们应该用丰富而优雅的声音作为教育的内容。丰富而优雅的声音大体上有三种，一、自然的声音；二、古典音乐；三、经典诵读。前两种不用解释，所谓“经典诵读”的声音，就是把人类伟大的作品用声音朗读出来。“经典”的范围可以很宽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诗词当然也是经典的文学作品，但中国历来都认为“四书五经”更加经典。西方亦有经典，如圣经，如莎士比亚诗歌。若能在三岁之前，这人类语言能力发展的最黄金时期，多听世界上的各种文学语言，那么今后学习母语外的其他语言，也会得心应手。第三，教育的方法要把握。一个胎儿只能听，那么就只让他听，出生之后，可以看，就让他看世界名画，看书识字，一两岁能说话，就让他跟着读。“能听就听，能看就看，能读就读”，言外之意是，他不能理解，就不必让他理解。刚才说过，属于生命的学问，要用一生去理解，该记忆的时候如果不记忆，该理解的时候可能就理解不了。“该记忆的时候如果不记忆，该理解的时候可能就理解不了”，这句话也不可以轻易滑过。这里有两层含义。对于属于“酝酿型”的学问，倘若该记忆时没有将它记忆下来，那么就丧失了酝酿的机会，等想要理解运用的时候，便会“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时想再去记忆酝酿，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中国人认为古文晦涩难懂的原因。当然你也可以说，在当今社会，不懂古文、诗词也无关紧要，科技发展才是硬道理。好，这就涉及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前文提及，人的脑神经发展是靠外界信息的刺激，反复诵读就是信息刺激的最佳方法之一，也就是说，诵读本身其实是在开发一个人的智商。世界著名的高智商组织“门萨学会”，其入会资格是必须通过一份“智商测试”，而一个15岁以上的人，最多只有两次测试的机会，因为该组织研究表明，人的智商在15岁以后就基本固定，没必要重复参加测试，他们也不承认一个成人的智商会突然提升。记忆刺激脑神经发展是理论上的讲法，实际举例来说，门萨智商测试中有一类题目，选择与模型相同的不规则体，此类题目测试空间想象能力，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记忆力，倘若能记住某种颜色或某个几何面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题目迎刃而解。有科学家将人类智力分成八种，谓之八大智能，事实上，记忆能力是其他智能的基础。记忆能力的提升可以带动其他各项智能的提升，记忆力好虽然并不代表其他智能一定高，但记忆力差其他智能一定会相应降低。我们再厘清一下思路。假如将人的学习能力大体分为“记忆力”和“理解力”，记忆力随年龄增长而递减，记忆力又直接影响智商的高低；理解力则随年龄增长而递增，如果智商开发得当，到15岁会达到一个高峰（谁也不敢说这是顶峰，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有无限的可能），从此高智商的人就永远聪明下去，不够聪明的很难再被开发。换句话说，人类在15岁之前可以通过锻炼记忆力来提高智商，从而促进理解力的提升，但是在15岁之后，就很难了。所以，“该记忆的时候如果不记忆，该理解的时候可能就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小时候没有教给他“酝酿型”学问，长大后对于“建构式”学问的学习也会发生困难。以上，只是伏笔，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直面“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先生在病榻上对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们应该记得，“钱学森三岁时就能心算加减乘除”，“算术”属于建构式的学问，理解力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具备，依照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人类到6岁才拥有运思能力，可见钱学森的智力的确是被提早开发了，而且依照其他记载，钱学森确实在数理方面表现出某种天才，这里天才的涵义不是特别的聪明，而是指有着特别的兴趣。之后，这种特别的兴趣，在他所就读的学校里被积极的保护。其实，钱学森先生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什么是“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钱先生的经历，以及无数杰出科学家的经历，都给了我我们答案，引用《老子》的一句话，就是“不禁其性，不塞其源”。钱先生痛心疾首的指出，我们的大学已使一个青年“禁其性，塞其源”了，这没错，不过，必须追究的是，我们的教育是到大学才出现问题的吗？一个人对于科学的兴趣，对于外界的好奇探求，往往在幼年就展露出来，显然，当一个孩子刚刚开始学会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思考必须是自由的，自由的思考才能激发更大的想象和创造空间，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来源，是视野的开阔、经验的累积、学识的丰富。我们的教育是如何扼杀孩子的思考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控制”儿童的思考。思考是不可以控制的，尤其每个孩子理解力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这是不可以人为控制的，而我们的教育，偏偏喜欢控制孩子的思考。我们的教育是如何控制孩子思考的？——就是利用“统一”的教科书和作业，“统一”的考试和答题技巧。中国自古就提出“因材施教”，西方更是强调尊重孩子的个性，教育怎么可以像对待机器一样“统一”？我们的教育改革不断增删教科书的内容，却从未想到，也许同一年龄但不同程度的孩子应该采用不同程度的教材。这一非常明显的问题，为什么长久以来不被重视？本来，如果早期教育做的成功，大部分孩子都应该是聪明的，理解力很好的，但，毕竟百分之九十九的家庭都未能重视早期教育，所以孩子的理解力程度上有差异是必然的。对于理解力发展缓慢的孩子来讲，课业超出了他的能力，在学校的逼迫下，这样的孩子往往惧怕思考甚至放弃思考；对于理解力发展快速的孩子来讲，课业不足以发挥他的思考力，而学校几乎不鼓励提前学习，这样的孩子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压抑了思考，渐渐趋于平庸，或者，因过度活跃而不被老师喜爱，从而间接厌恶思考；而对于那些理解力发展中等的孩子来讲，本来课业的设置是最适合的，但也正因为此，他们容易满足于现有成果，而丧失了更快速提升理解力的机会。固然也有所谓奥数比赛这种鼓励特长的方式，但其是否又走入另一偏颇之境，每一位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人，应有自己的体会，暂不烦述。综上，我们的教育在两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对于早期必须打定基础的学问（即需记忆、吸收、酝酿的学问），如文化、艺术、品德等，忽视或不够重视，即使重视亦用错误的方法教导，而不能达到此类学问应有的开发和效用；对于不必刻意而必须放开自由的学问（即需理解、分析、应用的学问），如数学、物理、技艺等，却用力过度，从而导致这部分才能得不到自然伸展，或被障碍，或被压抑，或被阻止。人类所需要开发的潜能大体归于以上两类，粗略的划分就是人文与科技，可悲的是，这两方面，我们都用错了方法，走错了路。西方在学校中以知识科技教育为主，而在社会和家庭中，亦多少保有人文教育，故西方的教育的方向大体不错（西方教育当然也危机重重，但牵涉过广，暂不在本文讨论之内），然而，我们为了赶超西方，在教育的三个原则上都变本加厉于西方的基础，方向既错，方式又过激，这就造成了中国教育的积重难反，满目创痍。写下这么多叙述、分析、评判的文字，而实际上，我们教育所出的问题，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因为我们也曾经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路跌跌撞撞，我们也曾在忙碌和彷徨中寂寞挣扎，我们也隐隐的曾想要闯破些什么而最终归于失败，终于，我们渐渐忘记自己的种种迷茫，我们忘记自己曾暗下决心说，以后我有了孩子决不让他像我一样，我们抱怨教育的种种不好却不敢摆脱它，我们试图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却越改革越糟。为什么？难道我们不该问一句吗？为什么？答案已呼之欲出，我们被这样的教育消磨了心性，我们不敢去想象更广阔的教育空间，我们不会去创造一条更光明的教育之路，我们浑浑噩噩，不知反省，不懂思考，我们明知道指给孩子的可能是一条南辕北辙的路，我们明知道那条路已经失败了，却还是掩耳盗铃心存侥幸的安慰自己，能混成我这样子也还好。好吧，每一个混得还不错，自认为是个人才的中国人，你扪心自问，自己的才干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吗？如果不是，你就应该给孩子多创造学校以外的条件，否则，他将来一定不如你。本来，我应该更加冷静的完成这篇文字，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平心静气的等待了，因为，教育的时机一去不反，教育一旦出了问题，就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如今的教育改革都集中在初中、高中、大学？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的问题最多、最令人头疼、最难以解决。但是，就着问题去解决，问题还会层出不穷，永远解决不完，因为早在小学、幼儿园，甚至在一个孩子胎儿的时候，这些问题的隐患就已经埋下了。举一个例子，很有趣的是，这个例子不止一次听到，所以不说是在哪里，相信到处都有，也许你也听过——一个母亲怀孕期间，带着肚子去打麻将，打了十个月麻将，孩子生出来非常难带，经常大哭大闹，父母非常苦恼，后来发现一个秘诀，只要麻将牌一打，孩子就不哭了。短短十个月，这个孩子就被埋下玩物丧志的种子，有多少孩子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的，请问我们的教育要用多少努力才能扭转他的“劣根性”。教育是如此艰难，但是，教育也可以非常简单，比如，我也亲眼看过太多另外的例子——一个母亲怀孕期间，每天播放古典音乐和论语的诵读给孩子听，十个月孩子出生了，非常安静，喜欢笑，提早会翻身，提早会说话，一开口说话，还没有叫妈妈，就“子曰子曰”的。这意味着什么？其一，人类之所以先会叫“妈妈”，是因为“ma”这个音节简单，最容易发声，而“子曰”的口型变化很多，是很难发的音，一个孩子能发出这样的音，代表他的大脑已经发育到相当的程度，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比别的孩子聪明十倍甚至百倍；其二，安静的爱笑的孩子性情稳定优雅，惹人喜爱，他将来的人生可能会更加一帆风顺，机遇多多；其三，家庭减少了教育烦恼，父慈子孝，其乐融融。凡是听着经典诵读出生的婴儿，我们都称之为“读经宝宝”。“读经”，是诵读经典的简称，经典诵读工程在大陆开展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引用新闻报道中的一句话，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然而，在更险恶更巨大的教育问题面前，这小小的硕果也没淹没无闻了。我在今年2月28日提交的一则针对征集教改方案发布会的提问上说：“十年来，教育部门以及各地学校，尤其是实验小学和私立学校，对经典学习已经日渐重视，但就我走访多年的结果来看，还远远不够。”2月27日两会期间，温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提到，“也许大家问我，什么叫好书？我说，好书是那些能够给人以感染和力量的书，让人了解大学问家的思想和风范的书，特别是那些震撼人的灵魂的书，激发人的斗志的书。其实历史上，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淘汰，留下来的书是不多的，这些书带有永久性，因为它经过多次淘汰而依然能够震撼人心。”这样的书籍不就是经典吗？温总理还说：“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十多年来，经典教育工作者在默默耕耘着，他们为了保住天才，为了中国的未来，付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但也收获了令人难以想象的丰硕成果。我曾在28日向教育部郑重提问：温总理所说的话，真的能实现吗？教育部能否在幼儿园，及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加入固定的并具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经典诵读的内容？能否允许有教育思想的家长真正拥有对孩子的教育权，即允许儿童在家自学，同时允许参加同等学力测试，测试合格给与毕业认证？是否能给予热爱教育事业，忧国忧民，且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育家办学的空间？其实，当教育出现问题的时候，补救已经晚了，国家能否重视早期教育（3岁之前)，乃至于胎教？我要再次重申，经典不局限于中国的四书五经，亦不限于文字，全人类的智慧精华，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所以，经典教育并不等同于国学教育。故，我所提的问题，看似只涉及教育的某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其实不然，读经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是全面开发儿童潜能的教育。这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然十分详尽，但还不足以全面说明。本文的所有教育观点，均摘自于台湾台中教育大学王财贵教授的“读经教育学原理”。“读经教育学”，可以从纵贯横列的各个方向角度，更详尽的说明教育方方面面的问题。王教授从年开始在全球华人地区推动读经教育，如今已有十六个春秋。许多早期接受读经教育的儿童，如今已初展才华，但是正如钱先生说的那样，我们的大学教育还有诸多欠缺，好的苗子进来了，没有更丰润的土壤。如今，王教授已经从大学里退休，他晚年的理想是，回到祖国大陆，宣导真正符合人性，简便易行，切实造就人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念可以彻底填平城乡差距，解决家长、老师以及政府所面临的诸多教育烦恼，他希望能够办一所真正的大学，一所不仅仅可以培养出优秀的科学家，亦可以培养出优秀的哲学家——足以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巨匠——的大学。我曾见有熟悉王教授的人这样评价他——我们尊重季谦先生（按：王财贵先生，字季谦），但我们谁也没有认为他是“神”，我们亲眼所见的他是一个年已花甲连过年都很少在家休息却每日两三场的演讲，透支体力精力为民族，为教育为文化奔走呼号的老者；他是永远说真话做实事不故作玄奇怪谈，平易近人有着书生本色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厚道淳朴一生勤俭任劳任怨的文化苦行者；他是一个道德高尚学问精深却从不到处炫耀卖弄做“大师”状的有着四十年教龄的教育工作者。他是学者他是善良的一位老人他是谦谦君子他是偶尔天真烂漫如孩子状的普通人，他是和学生谈笑风生幽默诙谐的师长加朋友，他是累到精疲力竭得着重病还要照顾去看他的家长朋友的情绪迟迟不肯睡觉的人，他是尽量给提重复问题的每个陌生朋友耐心回答的人，尽管那些问题不知多少人问过多少遍；他是累到病到几乎说不出话，稍微有所缓解就不知死活还要去给人去做演讲的“傻子”；他是明知自己一个台湾人在大陆只是“外人”，一介书生平民的他，却为了教育的真理内心的良知而说了很多明知出口就会得罪某些人利益的说实话真话的“疯子”；我每每看到听到他的举止言行，就不禁在想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样坦荡无私的生命，我何德何能何种因缘福气还会认识接触并逐渐亲近了解这样的人！这个人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历史后的一种骄傲！他的睿智他的质性平淡，他的和蔼可亲，他生命的充实饱满，他的厚道他的理想他的读经大业他的实践精神！感染着认识熟悉他后的每一个人，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平凡踏实而可贵的人！这样的教育家，难道不该被推崇吗？我们的教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我要说的还是题记中的话——面对“钱学森之问”，不只是教育工作者，每个人中国人都应该感到悲伤。然而，当教育的出路有天呈现在目前时，值得追问的是，我们真的能洞见到吗？我们真的有勇气踏上去吗？我们真的会不计利害，而用理性和良知去选择吗？还是，如同往常的许多时候一样，患得患失，不以为然，一笑置之，任其荒芜......很遗憾，我将这个结尾写得像个广告，这将近万字建言，目的只有一个，向中国教育部荐举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王财贵教授。我与王教授无亲无故，为什么一定要不遗余力的做这样一桩事？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这样做，也一定不是最后一次。我是读经教育的受益者，我看到许多濒临绝望的家庭被读经教育所挽救，也看到每一个接受到读经教育，来自不同家庭乃至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无一例外的成为世俗眼中的“神童”。这就是全部原因，面对“钱学森之问”，每一个中国人都该感到痛心，并寻求一条教育的出路。如今，这条路已经铺在目前，我有幸得知，必须以百倍的努力贡献给我的国家，并期待一个回应，一个不计任何利害，不计个人得失荣辱，只凭了理性和良知，只为了民族的未来，而给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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