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引蛇出洞之后的束星北
年，在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阶段，束星北又坐不住了。不过，此时的束星北，大起大伏的经历，使得束星北毕竟清醒了许多，他意识到，没有或缺乏法制意识，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他开始钻研政治。年5月，在山东省委宣传工作会上，他作为山东大学的代表做了题为《用生命维护宪法的尊严》的发言，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回应。总共半个多小时的讲演，被台下欢呼的掌声打断了二十多次。有人事后将束星北的发言形容为一个令人警醒的炸雷，一场心田久旱的甘霖。
束星北究竟在这次会上说了些什么?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下：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的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鸣”和“放”的问题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经解决了，《宪法》，就是年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根本大法。第87条上明白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即使在革命的动荡时期，毛泽东也早就提出：“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方针，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不能鸣、不敢鸣”、“不能放、不敢放”呢?还要一再强调这种方针呢?什么原因?什么障碍?我认为主要的关键在于我国一向没有“法治”的习惯，因而，当有人不尊重宪法甚至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群众也并不以为奇怪，不及时纠正;也因为这样，这些违背宪法的人能得到官僚主义者的包庇和谅解，这样问题就不能解决了。
例如宪法上明确规定：“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但是在“肃反”中，这一条宪法不幸被粗暴地破坏了，而破坏的并没有听说有何处理，人民群众似乎熟视无睹，还替这种违法的事加以形形色色的解释，从而使更严重违背宪法的事发生了。宪法上明明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在肃反中就有打人骂人的现象发生。青岛的中学老师在年的“肃反”时，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老师，就全部“集中学习”，不准出入，母子不能见面，夫妻不能见面，一两岁的孩子也几个月不能见母亲的面，只因为母亲是中学老师!对于这些侵犯人身自由的事，除了打人之外，其他似乎并未引起群众的愤慨，领导也未重视，这就说明我们对宪法丝毫没有认识。
据说青岛九中一个物理教员被关进牢房好几个月，稀里糊涂地被关，稀里糊涂地被放，问什么罪?公安局不知道，检察院不知道，法院不知道，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关的，为什么关，你推我赖，没人负责，这说明即使像“逮捕”这样一件大事也被视同儿戏!人身、住宅和信件的搜查，更不用说了。
在肃反时，任何人(尤其是党外人士)都有可能被划为“斗争”对象，甚至株连牵累到几十人，宪法即便不懂，连“一人犯罪一人当”的一句老话也忘记了吗?结果往往又全部推翻。有吓疯的，有吓死的，有人把这一切责任推到当时“头脑发热”上，当时确有“头脑发热”的狂热现象，但是上级领导不予处分，谁敢相信下次一再来一次“发热”呢?
当人身自由还没有保障的时候，谁敢相信会有言论自由呢?
因此，要人们敢于揭发矛盾，揭发三害，第一个必须的条件，就是要宪法得到保障，违反宪法的必须处分。
宪法，如同刘少奇同志年在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说的：“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还不重视宪法呢?我想可能是下面的原因：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直接反映了“人治”的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鸣”和“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才引人注意，而忽视年党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谈到人，即使是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如肃反时毛主席偶然说了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几”一句估计猜度的话，但是后来竟成为肃反的指标。据说安徽省有一个铜矿，铜矿里有一个领导就按百分之五的定额把四百人抓起来了。为什么百分之五?我们看重“人治”是多么危险?毛主席的偶然估计错误可能根本是误会了他的意思，竟弄出非搞百分之几的定额不可。
假使我们遵守宪法的精神，即使估计错误，也不会发生打人骂人(有组织的骂人显然也是违法的)、乱抓(即停职反省群众学习也是乱抓的一种变形，是侵犯人身自由的)，也就不致造成人人神经过敏、人人恐慌的心理了。
有人问，假使某一个野心执政者自己本身破坏宪法怎么办?这就是造成风气的重要性。当一切人民已习惯于爱护宪法、保护宪法的时候，任何人想公然破坏宪法就很难了。马克思可以公然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的英国写资本论，出版资本论，当然资本家和其他统治者都很恨他，但是由于英国的宪法的“言论自由”一条，当时已得到人民习惯的默认。执政者不管如何反动也不能公然禁止他的书出版，即使在资本主义末期，美国政府公然破坏宪法的时候，封闭《工人报》仍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剧烈抵抗。这就是法制精神的特点。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轮换频繁，美国总统四年一换，法国内阁几月一换，而资本主义的基础没有动摇，反动政策也很少改变，其原因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的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上层建筑产生于经济基础也服务于经济基础，要建立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所以说我们人民宪法，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
斯大林在他的执政时期没有重视过法制，他自己不尊重“法治”，也没有养成人民的法治精神，以致犯了错误，也没人敢提出批评或公然反抗，因之他犯了更大的错误，造成了使人痛心的斯大林悲剧。
“法制”对一些官僚主义者可能有些碍手碍脚，但是当风气建立之后，他就没办法了，而且，请他注意，对他自己的人身自由也有保障。
当风气建立之后，人人可以发挥积极性而无所畏惧，人人敢于坚持正义，做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以人民宪法的实施，巩固了人民革命的成果，奠定了人民政权千万年的基础。
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主对农民不守法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不守法律，这样长期的统治，使人民忘记法律，蔑视法律，养成了不尊重法律的风气习惯，这种习惯到了人民自己的宪法制定之后，也未能及时改变。
显然党在这方面的宣传还不够，学习得也不够深入，长期养成的习惯一时不能扭转，同时也有“事事依法，缚手缚脚”的封建思想，因此当遇到具体问题时，就会常常违反宪法，而上级领导也熟视无睹。即使对反革命分子也必须依法办事，也不能违反宪法。
所以我认为在学习毛主席报告的同时，要大力宣传“人民宪法”的重要性。“人民宪法”是人民的基本大法，任何人都应当尊重，应当保护。违反宪法的都必须予惩处，蹂躏宪法就是蹂躏我国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的人民!
我建议省委及省政府赶快对监狱先来一次检查，受冤的速予平反，没有确实罪行尚在调查过程中的先予释放，对于仅有历史问题的也应按照中央政策从速处理。
在检查中，任何人，不管他官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凡是违背人民宪法的必须予以揭发，必须予以惩处。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宪法是不容易破坏的，人身自由是有保障的，以逐渐形成守法的优良品德和习惯。
我们的人民宪法，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最进步的宪法，我们应当怎样爱护它，才对得起为宪法奋斗的先烈，才对得起党与毛主席的奋斗和领导呢?才对得起全国人民呢?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她”的句子还不够，用“像爱护生命一样的爱护她”也不够达意，我要爱护她远超过我的眼睛，远超过我的生命!
束星北在这次演讲结束时，用这么几句诗总结了他的观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宪法故，两者皆可抛!
今天，在事隔几十年后，你能说这位爱认死理的教授这一番话哪一句不是说在中国现代化治理的点子上?
然而，束星北上当了!他毕竟是一名学者，他理解不了毛泽东的“伟大部署”。事后，毛泽东说他的反右策略是“引蛇出洞”，这一回，束星北又一次上当了，而且败得很惨。
束星北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发言，一鸣惊人，一些报刊纷纷找他索稿，特别是九三学社办的《民主报》的编辑们，对他紧追不舍，非得拿到首发权不可。束星北尽管答应了，却没有马上拿出稿子。他没有拿出稿子不是对上面的风向有了感觉，而是觉得这篇发言稿的分量还不够。他从省里回来后，将稿子作了些修改后才交给了《民主报》。束星北交稿的时间是6月7日。一天之后，《人民日报》便刊出了《这是为什么?》，好在他的文章还没有发出来，一些朋友让他赶快到青岛九三学社《民主报》编辑部撤稿子。《民主报》的主编也来问他稿子发不发，他说，文责自负。
《民主报》在刊出他的讲话稿时，觉得他批评人们习惯“人治”、“歌颂清官”一段和“谈到人，毛主席也不能保证没有偶然的错误”的一段太扎眼了，删掉了。他看了报后，坚决要求恢复。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民主报》只好在最后一期上(此后便被停刊)用补遗的形式全部作了恢复。
之后，束星北又在此基础上作了浓缩，将自己的法制观点以信的形式，邮给了省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并在信中特嘱刘少奇委员长阅后转毛公。他的信发出去的时间是在6月16日，这时候，全国各大报纸批驳右派言论的文章已经铺天盖地了。
暴风雨来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一大批昨日的名流贤达在毛泽东的强大政治攻势下缴械投降。最初，晁哲甫校长是在保他的，因为他发现束星北在鸣放期间的言行很是理智。束星北阻止了几名教授要给储安平发声援电报的冲动行为，他没有赞同副校长陆侃如提出的取消党委制建立校长负责制的建议，他阻止了学生们要上街游行示威的行动，然而，当毛泽东7月12日乘坐斯大林赠送给他的“伊尔——14型号”专机飞来青岛点火之后，谁也不能左右局势了。
正是在青岛，毛泽东起草了《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反右斗争的意义，定下了调子：“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太小了。这是一次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是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的调子一定，全国反右的力度加大了，面积也加大了。山东大学的右派名额最初定为几十名，《年夏季的形势》一出，便增为一百多名，以后又根据“校情”多领了近一百多名额，最后实际落实的是人。这个数字在同类高校中属偏高的。
七八月份，深入揭批右派的斗争在山东大学形成持续的高潮，束星北被重新“发掘”出来，他的大名和陆侃如、刘洪宾、仲平等罪大恶极的右派分子赫然出现在《青岛日报》、《新山大》等报纸上。围剿和批斗也愈加激烈起来。
从7月底到8月初，束星北被围剿和批斗的频率平均每日一次。他的历史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以此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他的问题也随着揭批的深入而越来越重。他的一些言论特别是那篇法制文章经过重新整理和加工后成为他的头号罪证。这个时候，中央又发出党内反右派的信号。《人民日报》7月28日刊发了一篇题名为《反右派斗争是对每个党员的重大的考验》的社论，社论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右派，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早在过去的岁月里，就与党外的右派朋比为奸，他们利用党的生活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联成一气，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社论号召共产党员对党内右派分子进行严厉的批判，绝不能对他们表示出“温情主义”。这样一来，束星北的同情者从此被封住了嘴。
年9月中旬，青岛召开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了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庆节献上一份厚礼，省有关部门对山东大学下了命令，要他们在这之前一定要拿下最后的堡垒。“命令”无疑是对山东大学右派分子的最后通牒令，这个时间，态度能否配合变得无比重要。
山东大学为了配合上级的意图，打打拉拉。强攻之下，右派们都是惊弓之鸟，唯恐不能脱身，有谁敢螳臂当车呢?实际上，9月份青岛人民代表大会前夕，真正的堡垒仅剩下束星北一人了。晁校长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最初他只想给束星北一顶普通右派的帽子，可是束星北的“民愤”太大，特别是上面开始反对党内右派、反对温情主义后，晁哲甫只能顺势而为，让束星北领了一顶“极右”的帽子。
尽管束星北领了“极右”的帽子，晁哲甫对他仍有“挽救”之意，他多次暗示束星北配合形势，走光明大道。如果束星北能像其他人那样真心向党忏悔，向人民真诚投降，写出深刻的检查，他还是有机会的。但是，束星北没将机会接过来。
束星北脑袋一直没有别过这个弯来：“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断定，这样搞下去，“以后人要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束星北都无法相信，鸣放与反右的导演同出于一人，直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生发表讲话前，束星北一直以为毛主席极有可能被个别野心家给架空了。反右决策是毛主席迫于压力而违心做出的。他幻想有一天，毛主席给他平反。他甚至连自己平反的时间都做出了估算：半年。也就是说，对他而言，这场“闹剧”的时间不会长于肃反。
到了9月，右派的阵地也只有束星北一个人了。面对围剿批判，他和以前的运动一样，要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要么礁石一样，沉默不语。家门口和楼梯仍旧像肃反时一样贴上他亲自书写的拒客令：本人近来身体有恙，恕不待客。居民住宅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人家上门揪斗他时，他就说：“首先我参不参会是我的自由。第二，我不参加会是出于对你们的考虑，因为你们要是现在斗了我，将来你们一定要向我道歉。再说，要是反过来我斗倒你们，你们也下不来台呀。”
学校正面强攻不下，便绕到了他的后面，转攻他的家庭。就在这个时候，大儿子束越新肩负着组织的使命，回家来挽救父亲了。
大儿子束越新是束星北一家的骄傲。年抗美援朝时，束星北将束越新送到部队，后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是一所为中国培养军事将领和接班人的学院。只有中央领导的儿女和少数特权阶层的人才能被派送到这里。束越新毕业后被分配到锦州航空部队做了教官。他的篮球打得好，他曾是部队篮球队的主力中锋，在一次全军的比赛中，他超常的体能、柔韧性和高大的体魄被八一队首长看好。为了把他调进八一队，八一队的队长竟动用了中央军委的关系，来说服束越新部队的首长放人。束越新部队的首长爱才如子，舍不得放他走，束越新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喜欢所在部队的氛围。束越新命运的转折点是肃反运动前夕，那时部队正准备发展束越新入党。入党申请书也写了，组织也谈过话了，剩下的便是党旗下宣誓了。可是突然没了下文。后来才搞明白，原来束越新的问题出在父亲的历史问题上。父亲在国民党军令部时，束越新和母亲也跟着，什么事都知道，父亲怎么会成为“特务”、“间谍”呢?可是部队组织有外调材料，有山东大学的信函，言之凿凿，让束越新在组织和父亲当中选择，要么站在组织一边，来劝说父亲坦白认罪，要么滑到父亲一边，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在组织和父亲中间，束越新的精神崩溃了，结果遭到部队批斗，从此一落千丈。反右后期，束越新又一次面临选择，但这一回同上一次已完全不同，这一次已不是前途问题，而是能否保住军籍的问题了。
束越新一回来，束星北的压力大了。他常常半夜起来，在书房里溜达。有时他需要借助劣质白酒来催眠。束越新也睡不着，两人一谈就谈到天明。
束星北终于做出了妥协，他开始在书房里构思“认罪书”了。他的妥协不仅是出于儿子的压力，更大压力是上面出台了对右派处理的具体方案。
7月18日，毛泽东在青岛时就对右派的处理定了框框，他表示无意对右派采取极端政策：“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要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怎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毛泽东不采取极端的处罚，却搞了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根据他的规定，国务院在8月3日就以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虽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说，在斗争中划出来的一大批右派分子，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公布“决定”时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动教养》，对这个措施做出了解释：“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决定”让他们顿悟：上面既能杀鸡也能杀猴，对于特别严重的极右派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也就从根子上触动了右派分子。因而，“决定”一出，气节也好，尊严也好，真理也好，都很难再把持下去了。
家庭、儿子和“决定”让束星北拿起了笔，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投降。
起笔是这样一行字：
亲爱的党：我错了，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
这篇沉重如山的检讨书最终没有交上去。但它却为日后的束星北另一种命运路线开了先河。
年11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束星北案件的报告作了批复，批复中称，经研究同意你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意见，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你们可根据其表现与工作的作用决定。
年1月27日，山东大学党委会做出对束星北的处理报告，报告称，束星北系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一贯思想反动，并有一系列反共反苏言行。整风中又借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地大肆向党进攻，他的阴谋做法和言行是极其阴险恶毒的。反右后态度又极恶劣，不但不认罪且继续攻击和污蔑党，是一个毫无悔改之意的极右派分子，其根源除解放前任反动职务和受资本主义反动教育影响外，其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他是一个阶级敌对分子，因此理应与反革命问题并案严加惩处。但因束星北在物理学上尚有一定水平，原系二级教授，并在全国物理界稍有影响需给予照顾，不过因其情节甚为恶劣，处理已需严肃，为此建议办判处管制使用，调离学校，不再作教师。
年6月13日，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向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的批复称，束星北案件，经我们研究并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认为，同意将束星北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司法机关给予判处管制处分，留校控制使用。
年10月15日，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对束星北下达刑事判决书，判处束星北管制三年，刑期自年10月14日起至年10月13日止。
自此之后，束星北进入几乎让他丧命的月子口。他夹在青岛市的多名右派分子大军里。这一年，束星北52岁。这时，他的儿子束越新也从部队回来了，他既不是转业，也不是退伍，而是被“黑”下来的。他没有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首长便让他回来了，没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交待，也没有任何手续。束越新在年成了个“黑”人。年的中国城市，“黑人”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束星北还不知道儿子的事情，他只能考虑自己眼前的事情：极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这三顶帽子犹如三座大山，牢牢地将他压住。
五、炼狱中的束星北
苦刑犯束星北被送到月子口水库建设工地。
月子口水库是青岛解放后建设的最大的工程。建设者是名右派和1万多名来自淮北监狱的犯人。
束星北在年12月的月子口的第一次月评中，被评为较坏的队员。
月子口建立了严格的评比制度，首先是日评，然后是周评，再往后是月评。评比即是对每个队员一天的劳动、纪律、学习、思想改造及生活作风进行的综合评定。日评以小组为单位，周评和月评以小队为单位。月评分为较好、一般、较坏三个档次。一般情况下，一般较多，而较好与较坏很少。机关大队一中队二小队一小组只有两个人被评为较坏的队员，一个是束星北，另一个是叫孙志坚的党员右派。
束星北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评为“较坏”的，尽管他身体条件和劳动技能有限，却尽其所能，该出的力都出了，该做的事也做了。最重要的是，他咬牙抗住了最初恶劣生活与环境所带来的不适和影响。最初，不要说劳作，一日三餐的地瓜干和苞米面窝头就够他受的，地瓜干窝窝头和白菜萝卜咸菜疙瘩，对有农村生活经历的知识分子算不了什么，可是对生活优越肠胃从未受过锻炼的束星北来说，却难以适应。他多少年来养成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月子口的“右派”住在仓促盖起来的单砖简易工棚，每一个工棚就是一个中队，约三四百人，一律地铺，所谓地铺是直接睡在山坡的土地上。“床板”便是从河边搬来的鹅卵石，鹅卵石上再铺上从山上割来的山茅草就得了。这样的工棚和“床”，束星北很难适应。他常常在人家兴奋昂然的时候，昏昏欲睡，而在人家鼾声如雷时却双目大睁，睡意全无。身子骨被“床”硌得苦不堪言。他的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利用工地的废料，给他打了副床板。起初，工棚里的监管念他的年龄和身体，没有做声。可是他的左右不干了：大家都是来改造的，为什么只有他特殊，他做得还轻吗?谁的罪孽能赶上他?这事反映了上去，马上就成为政治问题，因而，束星北只好将床板交了出去，跟大家一样。
在月子口，束星北忍受了极大的煎熬。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岁月里，这个头顶历史反革命分子、极右派、管制分子三座大山的人所面对的社会歧视是可想而知的。他的一言一行时刻受到队员、队长的监视，他的“罪恶”还在积累，不断的批判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年12月13日，机关大队二中队指导员韩某某与小队长邢某某奉命写了一份《关于右派分子束星北表现情况的综合报告》，这份报告长达多字，报告认为束星北在管制劳动期间，不服从党的管教，反对互相监督，攻击肃反运动，对党极不忠诚，反动立场没有改变。
月子口工程完工了，所有接受劳动改造的右派都面临重新安排的问题。这个时候，有一个爱才如命的领导盯上了束星北，这位领导是青岛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立文，于是，束星北在年底被安排到青岛医学院。
束星北来上班了，他是拄着拐杖来上班的。这是他与过去诀别的分水岭。过去的他死去了，一个新的束星北活了下来。最初，让他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和清洗实验室、化验室的玻璃器皿。他像个机器人，上面说什么就干什么。他打扫过的走廊房间一尘不染。有个时期，学生们开解剖课，束星北被安排到太平间旁一间小房子里制作尸体标本。这个活儿，学校员工是没人愿意干的，可束星北照样干得津津有味，一丝不苟。
在当时，束星北的生活相当艰难，他简直就是个乞丐，不断地向亲戚朋友伸手，向左邻右舍伸手，甚至向保姆伸手，家里能卖的东西大都在这个时候卖掉了。饥饿和管制让束星北失去了尊严。一次到学校农场收地瓜，他竟偷吃了一个，被大家发现了，第二天就开了批斗会，他坦白了，是因为肚子饿。
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的转折点是年，这一年年底，他修复了医学院的一台损坏闲置了多日的脑电图机。这次机会是院长张立文给的。有了这次机会就有了实现技术改造的开端，从此，束星北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进行自我改造了。
青岛医学院院长张立文是个很开明的领导，在接收束星北时，他和其他几个院领导分歧很大，党委多数成员都反对。可张立文说，我们共产党怕什么呢?我们连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和伪满州国的皇帝溥仪都能改造过来，难道还惧怕一个“右派”吗?那个时候，青岛医学院的青年教师大都是在解放后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基础普遍薄弱，张立文便有意让束星北出山，给青年教师讲电动力学课。这要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此时的束星北早已被运动打断了脊梁，他重返讲坛后，表现得很让人失望。他畏首畏尾，如履薄冰，一本教科书捧在手里读读念念的，不敢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结果他的电动力学课开课不到两个月，学生便从60多名下降到20多名。这个时候，张立文又提出让束星北来修理脑电图机。
这台脑电图机是从丹麦引进的，全省仅有两台，60年代属世界医疗器械最为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因操作不当，没用几次就出了毛病。找了几个行家，竟连说明书也看不懂，从此被判了“死刑”，已经两年了。张立文把束星北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了三条：一是不要绝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真理，也要相信自己，改造是必要的，但不要丢掉自己的专业，那是自己吃饭的本领，也不要因“身份”的压力而畏首畏尾，旧业还要重操，技术工作还要做，你是个理论物理学家，但动手的能力也非常强，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不然就不会把医学院的外国仪器交给你了，所以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至于你个人一些问题，也要抱定信心，迟早会解决的;二是如果需要看什么书或查什么资料的话，可开出书单，交给我的司机来办，图书馆长是我的爱人，她会全力支持你的;三是经济上的困难组织上也很清楚，解决是迟早的事，目前可以由我个人先来接济你一些。
这次谈话之后，束星北马上就进了脑电图室。头一天，他还是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他就让系主任弄了张行军床住了进去，吃饭睡觉全在机器旁。那台机器坏得很厉害，先是修了一阵子没有修好，后来他干脆给它来个大拆卸，电子管、电阻、电容、真空管和电线，全拆下来了。人们为他捏着一把汗，别说修好了，就是照原样恢复就不错了。可是，几天以后，脑电图机修好了。
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院引起轰动，也在青岛医学界引起轰动。医院都慕名而来请束星北做修理工，而他总是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一时束星北名声大振。这一年年底的总结会上，系主任张秉武代表院领导第一次表扬了束星北，让他发言时，他竟叹了口气说：纯属雕虫小技。可他的雕虫小技，折服了一些人。
束星北开始盘算着“摘帽”了。
年的七千人大会给中国带来了改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点自我批评。会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此后，周恩来、陈毅等人为知识分子大声放言。紧随其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
深负“三座大山”的束星北开始掂量自上而下的信息分量，他小心翼翼地向张立文院长提出了“摘帽”申请。
这年春天，束星北遇到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个学生动员他出逃国外，他确实心动了，可他又犹豫不决，回到家，睡不着觉，半夜时分，叫醒大儿子，当过军官的大儿子对此事作了分析：如果出逃成功的话，会怎么样?难道这个家不会遭到株连吗?如果出逃不成功呢?一旦被抓住将是什么罪行?谁能保证出逃的线路和海上接应的安全呢?谁能保证在那些出逃的线路上，是不是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最后分析到那个学生身上，如果那个学生是上面派来的诱他入瓮的“托”怎么办?为什么这事早不出，晚不出，单等到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才出。再说，那个学生可靠吗?这些年，人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还有谁可以相信?
束星北的“出逃之梦”，很快就瓦解了。凌晨，他和大儿子出门了，儿子带了把菜刀，他们来到青岛医学院保卫科，告发了那个企图拉拢束星北叛国投敌的反革命分子，青岛市公安局破获了这宗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案，束星北也因此受到青岛医学院的表扬。
这次变故，让束星北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依靠组织，才能有光明前途。
5月份，张立文通知束星北写一份“摘帽”申请。他的生活费由每月20元增加到82元。这在青岛医学院右派中，属调整幅度最大的。张立文免除了束星北打扫厕所、清理化验室等清洁卫生的劳动，安排他参加医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研究经络本质。此时，他感到要做的事太多了，他要当老师，给医学院的年轻教师辅导物理、数学等基础课程;为了适应医学院的需要，他要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他要写书，起初想写两本书，一部是理论物理丛书，另一部是电工丛书，每部几百万字。束星北又好像找回了自己。他不仅自己成果累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也形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学术空气和研究氛围。在年终全院的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也破天荒地得到院领导的表扬和物质奖励。奖评大会不久后，青岛市市长张敬尧专程到青岛医学院物理教研组看望了他。张市长、张书记和束星北一直谈到深夜，晚饭也是在办公室吃的。几天后，张立文让束星北给市长写报告，市长要为束星北成立专门机构，研究世界先进的高科技医疗仪器产品。
自从市长看过后，束星北简直高兴得要手舞足蹈了。他的“摘帽”申请报告，早已顺利地通过了医学院和青岛市并上报到山东省。可是，不久以后召开的“摘帽”大会上，宣布的四个“摘帽”者里偏偏没有他，他拄着拐杖站在会场，会场的人全都走了，他还痴痴地站在那里。直到那个木柄手杖突然断了。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偏偏没有束先生?按照贡献和改造成效，医学院没有任何人能够与束先生比。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帽子掐在中央十人肃反小组的手里，连山东省也做不了主。更重要的原因是上面的风向又转了。在这之前，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专门强调了阶级和阶级矛盾，他又重申阶级斗争了，念念不忘自己的紧箍咒。
突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先是让他停止写书，紧跟着又恢复了每周两次的“四类分子”的集中政治学习。没几天，医学院人事部门和保卫科便成立了医学院、合江路街道办事处和束星北家庭的三级联合监改小组，监改小组的力度一天天在加大。他又被一把掌打回原地，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他拿着一个小本本天天找同事们征求意见，征求对他改造的意见，他又主动承担了打扫厕所的工作，他在改造报告中说，刷了三个月茅房之后，越刷越起劲，他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八年的努力，到年文革前夕，他的管制三年由青岛市公安局解除了，“三座大山”终于挖掉了一座。
阶级斗争的“紧箍咒”真得很管用，束星北，这个当年桀骜不逊的勇士，渐渐地被改造成了另一个人，他成天在学毛主席著作，时时事事用毛主席的语录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连他在给解放军修理机器时，患得患失，生怕出错。他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他终于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找到了，毛主席说：“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于是，他找到了原因，“是真认罪，假认罪，真服罪，假服罪，就是对我的考验，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摆在南京政府及其军政人员面前的问题。决定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但是又怕，如果万一修坏了怎么办?被戴上‘破坏活动’帽子怎么办?由于这些仪器是新型的，半导体式的，我不熟悉，怎么办?如果冒失动手，弄坏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一件不能失败的事，不能摸索前进。于是，再查毛主席著作，主席教导我们：“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于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根据主席的教导，请使用这些仪器的解放军同志介绍它们的现状和它们的历史，有了初步的办法，但还不能做到‘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于是，再借来资料，通过思索，自觉已符合主席所指示的要求。为了防止万一，在罗青生同志和任树霖同志的分别监督和协助下，进行了修理，一个一个地完成了任务，心情非常舒畅，紧张过去了，带来了甜蜜，深深体会到只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文革期间，医院的仪器设备由于长时间闲置或使用不当，出现大量损坏、老化，这给束星北带来了“显山露水”的机会，束星北的足迹几乎踏遍山东省所有的医院，有50多家，所修复的仪器涉及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仪、同位素扫描仪、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醉仪、胃镜、比色计等，至于修复的台数，无法统计。修理的报酬，他一概谢绝，他只要一个东西：证明信。证明信一是要写明来往时间，二要有仪器修复后的验收报告，三要写明他在工作期间的表现。一般情况下，证明信都写成了表扬信。
文革中，束星北重新塑造了自己，塑造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形象”，很多人都不知不觉地消除了对他的敌意、对立和反感，并开始接受他、容纳他，在很多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眼里，他是个好人、好老头，正直、大度、风趣，他们大都不太在意他的身份，他们和他下棋、打牌、喝酒、谈家庭私事，谈藏在心底的秘密，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他常常被拉去陪客。有的人家有了红白喜事，也将他请去帮着张罗张罗。年9月，驻青医工宣队、军训团和实行大联合的革委会冻结了部分牛鬼蛇神的工资，束星北也在其中，从此他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30元的生活费让大多数牛鬼蛇神慌了神，可是束星北却没有遭到太大的冲击。这个时候，他平日交结的朋友走了出来，今天你半斤鸡蛋，明天他两斤面条，后天又有人带上两捆新鲜蔬菜，总之，在从经济上打击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束星北的日子并没有太窘迫。他的那些朋友，干什么的都有，可中最好的还是那些看澡堂的，烧锅炉的，拉大车的，刷茅房的，甚至连食堂的大师傅也是束星北的好朋友，只要他去打饭，总会得到他们的照顾。
文革后期，儿女们渐渐发现，老爷子的精神不太正常，一旦报纸报道重大发明或成果，他就不停地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常常通宵不眠，然后他就拼命地写一大堆心得体会和赞扬稿，有一些还交了上去。有一回，他独自坐壁橱里垂泪，口中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儿子走过去一看，他手里的报纸上登载的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为了让老头高兴，儿子儿媳陪他说话，陪他散步，陪他玩耍。有天晚上，儿子儿媳见父亲迟迟不睡，就主动邀他玩“老虎过河”。“老虎过河”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游戏，无非是谁先将老虎、羊、和白菜通过不同的搭配，分别组合后用一条船运到河对岸，谁就赢了。老爷子从没玩过这种游戏，哪是儿子儿媳的对手，结果一个晚上，他都在输，最后输得拂袖而去，弄得儿女们很不好意思。本以为这事就搁下了。没有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老爷子竟把儿女们堵在屋子里，告诉大家说，有答案了，他说着，钻进壁橱，拿出一摞子一米见方的大字报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计算符号，他说这就是他的答案。儿女们谁也弄不明白父亲计算的是什么，老爷子告诉大家说，这是老虎过河的计算成果，他从各个角度用各种形式计算了老虎过河的方式。他说，尽管你们赢了我，但你们过河的方式并不是最佳的，当儿女们知道父亲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游戏而通宵未眠时，都惊得目瞪口呆。
女儿束美新说到这样一件事。她出嫁之后，带了过百天的孩子来看父亲，远远地看见校门口一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扫雪，走过去一看，果然是父亲，她发现父亲在路两旁的雪地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这是父亲每天的功课。女儿忍不住悄悄地哭了一路。
年国庆节，一批失踪多时的科学家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贝时璋等等。这些科学界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束星北的朋友和熟人，他们的出现，让科学界和教育界为之一震。这无疑是一个信号，它至少说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松动的迹象。
束星北立即向老校长竺可桢发出了求救的呼叫。
束星北显然不知道老校长的处境。文革初始，竺可桢就失去了职务，遭到批判，他已无力回天，他不断地给束星北写信，他感觉到政治风向的变化，历史的车轮终归要回归到它原有的轨道上来，他希望束星北好好地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但是，束星北等不及了。当国产第一台脑电图机由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制造问世后，他按捺不住了。即使再以走技术改造道路而招致批判，他也不在乎了。这台国产脑电图机被北京、上海的舆论界称之为中国医疗、卫生界重大突破与贡献，是中国工人阶级和科技人员在毛主席“中国人民有精神、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的思想指导下的又一伟大成功。可是这台完全是用国产原材料和零件装置的、已“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脑电图机，在束星北眼里简直就是“小儿科”：“其一，它在机械方面存在着缺点;其二，抗干扰力量不强;其三，操作速度只及丹麦的一半，对急症病人及小儿不便”。束星北多么希望由他来接手做这件事情，多么希望由他来真正地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所修理的该厂以及其他厂家的国产心电图机、示波器和同位素扫描仪也都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未能达到世界最高的先进水平，修理时只能稍加改良，而不能变更基本形式。我相信，经过厂家的协助努力奋斗，可以达到世界最高先进水平的。希望党和人民给我将功折罪的机会，贡献一得之愚，协助上海电子医疗仪器厂共同研究改进，以期赶上和超过世界最高先进水平。
石头投入水中，却没有声音，也没有水纹。束星北好像被抛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无人理睬。他不愿坐以待毙。如果不做事情就是改造的话，生命和时间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向青岛医学院革委会发出了请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最高指示
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去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
报告
我今年64岁，改造了十几年还没有改造好，不知怎样做才好，岁月蹉跎，心中焦急，如果再过十几年，即使改造好了，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祖国还能有什么用呢?年华已老，时日不长了!
因此下定决心，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能得到人民的宽恕和容纳，特别向领导请求。这次到北镇去后，领导能分配我和一位合乎毛主席指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同志(又比较了解我过去的一位同志)同住一个房间内，以便对我加强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批评管教，使我加速自己的改造，还有可能为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效力。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请求人：束星北
年10月14日
炼狱还没有到头。
（未完，待续）
原载《共识网》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