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马

大连人，男，年生。现居日本，社会学硕士。作品见于各文学期刊。获年大学生短诗大赛优秀奖，连续两届获华文（日本）文学奖，日本华文笔会理事。

本文原载于《特区文学》年第6期

昨晚梦到去世一年零三个月的父亲，他死在家里一个月后才被发现。

梦中，父亲和我去参加老松田的葬礼，他手里提着从葬礼上带回来的礼品袋子。父亲那天身穿二十年前退休时留下来的黑色西装，现在看起来又肥又大。父亲年迈的身体小了一圈，又一圈。这些年父亲搬过几次家，每次都要扔很多东西，扔得最多的就是衣服，也有很多母亲的衣服。以前父亲的衣柜一多半都是西装和白衬衫，现在只剩下这件黑色和那件灰黑色的。父亲一直盯着电车上显示站名的提示屏，“下一站滨松站。”“到日暮里换车，是吗？”父亲问我。“是，说过几次了，您就放心吧。”我说。顺便说一下，这尽管是个梦，但和现实发生的一模一样。我也能记住我那天穿的衣服。上衣是深棕色的绸面礼服，下身是黑色的西服裙，拿的包是母亲留下来的黑色皮包，我只有在葬礼的时候用过。那天因为一点琐事，和父亲发生过争执，险些错过电车迟到了葬礼。“我老了，老到不认路了。”“你要知道你老了就不应该去那么远只为求一张签。”我说，这也是我和父亲争执的原因，“你万一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我和父亲约好新年第一天去神社参拜求签。便利店临时给我加班，非要我去不可，我只能和父亲商量推迟几天回去。结果父亲瞒着我，一个人坐了近两个小时的车，去了高尾山。父亲腿脚不好，想一想我就后怕。“你不要觉得我不中用了。”在电车上父亲严厉地说，旁边的人轻声咳嗽了一声。“好，好，我不和你吵。”“松田的夫人还活着，是吗？”父亲问我。“活着的，她女儿告诉我的。”我说，“她身体也不好，在住院，出不来。”“看来也没几天活头了。”父亲说，电车剧烈摇晃了一下，父亲竟然纹丝不动。“松田夫人比母亲小几岁吧，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了。”“是小几岁。”父亲说，“但当年你妈看上去比她年轻多了。我们当年结婚，同学里面哪个不羡慕我。尤其是老松田，发誓一定要找个比你妈还漂亮的夫人。结果他夫人给松田母亲灌了迷魂汤，他母亲非要松田跟她结婚不可，不然家业他一分也得不到。”“最后还是得到了？”“得到了，据说比他哥哥的还多。”父亲瞪着眼睛看了看我，要是这样看别人一定很不礼貌，但我知道这是他的病引起的突眼，“他拿着这些钱不知找过多少姑娘，个个比夫人漂亮。”“夫人不知道吗？”“知道能怎样？”父亲说，“他儿子结婚的时候，他把相好的艺伎叫去弹三弦。他喝醉了，上去伴舞耍酒疯，夫人看不下去离席了。”“可是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很好。”“那是后来的事了。”“因为什么事？”“因为你母亲去世。”父亲说，“老松田那时候最可怜我，说我孤苦伶仃带着你，不如再找一个。我说吃惯了田屋的味增汤，别的都吃不下了—什么什么屋是我们同学里的隐语。我们都叫自己的媳妇用她娘家姓的第一个字，加上‘屋’，就跟居酒屋、寿司屋一样。你母亲姓田中对吧，所以是‘田屋’。松田夫人本姓关根，所以叫‘关屋’。”“老松田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是被佛祖踢了一脚，再稍微喝点酒就开始痛哭忏悔，说他对不起关屋。”电车到了秋叶原，我和父亲面前坐着两个高中生模样的男生，之前一直在玩手机，电车已经停了还在玩。他们意识到已经到站要下车，匆忙往车外跑，一个人狠狠地踩了我的脚背，我差点叫出来。“你没事吧。”父亲问我。“没事，有点疼。”我皱着眉说。“那你坐下。”“你也坐一会吧，还早着呢。”“到日暮里还早着呢，是吗？”父亲把“日暮里”三个字咬得很重。“是，放心吧。”父亲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亲自参加葬礼。这不是说父亲没有熟人去世，而是父亲不想参加，让人带去问候，或者是我去。这次接到老松田女儿的电话，说请父亲务必来送一程。毕竟是同学，后来又是同事，更是挚友。我跟父亲一说，父亲当即决定要去。我以为父亲是念在朋友情分上，后来才知道，父亲是想去看看松田夫人是否还活着。倒也不是说父亲和松田的情谊不真挚。父亲常说，死了就死了，送什么送啊，等我死了就都见到了。也是母亲五十几岁就得癌症去世，让父亲后半生都在孤单和遗憾中度过。他像是在比拼，看松田有没有把妻子“克死”，也体会一把丧妻之痛。只可惜，松田比父亲幸福，死在妻子前头。父亲当天中午也喝了几盅酒，也还是那么不胜酒力。继续说梦里的事。唯一不同的是，我和父亲不是在日暮里站下的车，而是坐回了东京站，父亲说他要坐新干线回老家静冈。接着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正准备洗漱的时候，手机响了，我接电话，另一端是一起打工的小李。“劳裟，你今天来上班吗？”“去啊。”“你昨天见到新店长了吗？”小李问我。“没见到，没有请假，也没来上班。”“听老板说，他好像是出了什么事？”“什么事？”我很好奇。“老板也是猜测，说他家没有空调，会不会是热死了？”我笑了，觉得既好笑又可怜。“这种天气的话，没有空调确实会热死人。”我说，“老板怎么知道他家没有空调的？”“前几天实在热得让人发晕，新店长下班也不肯回家，直到晚上十点夜班的人来接班，他还坐在休息室看手机。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他说家里没空调，今晚要趴在休息室里过夜。”小李是个中国人，日语很好，来日本十几年了。“难怪有时看他邋邋遢遢，会不会是在店里过夜没回家？”“我现在也在怀疑呢。”小李说，“老板给他打电话了，电话号码竟然已经不存在了。”“才一天号码就打不通了？也就是说他消失了？”“嗯，消失了，这个日本人消失了。”小李说。她总是喜欢拿日本人说事，说日本人这个不好，说日本人那个不好。一个日本人做的事，好像全部的日本人都做过。我知道，她心地善良，对日本人也没有她嘴上说的那么多偏见。她打工的经历比较多，刚开始日语不好，经常被日本人欺负。说起来，店里我跟她关系最好，经常赶在一起下班后去喝一杯。小李跟一个日本人结了婚，日本人对她还算好，至少不像她抱怨的日本人那样讨厌。但心直口快的她从来不对我讲她丈夫是个怎样的人，好像结了婚之后她丈夫就变成了空气。“你今天不会是晚班吧。”她问我。“是啊，怎么了。”“那你要跟铃木一起上班了。”她说，“就是你‘前夫’啊。”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她说得对，一个同事叫铃木，和我的前夫很像。不是长得像，是他们做事动作缓慢，精细到令人发指这一点很像。父亲常说，男人做事要成块，女人做事要成砂。好比男人和女人同时填一个深坑，男人要负责往坑里扔大石头，把坑填满之后。女人往石头的缝隙里填砂，把坑填平。这样才能让性别的分配有意义。我前夫和铃木这种男人，抢着女人的活干，男人的活却避得远远的。跟铃木一起工作总结起来就是很累，他顶多算半个人手。正常的速度可以给两个客人结账的时间，他只能给一个人结完账。尤其是忙碌的时候，做到基本的礼仪就好，客人也会理解。可他偏要按部就班，问客人要筷子吗？要纸巾吗？要勺子吗？问个没完没了。老板也经常提醒他，忙的时候觉得有必要就给客人，觉得没有必要可以不给，客人如果需要会自己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是一遍一遍地问。再说我前夫，他是个穿大衣也要穿一分钟，出门前要提前二十分钟装包。后来他想跟我生孩子，我说你这样拖拉，生了孩子我会更累，拒绝了他。之后就离婚了，他说要把他东西搬走的时候，我惊得一身冷汗—那么多东西，他得收拾几天才行！他在家收拾东西的几天我去了父亲家。等我回到家，房间倒是没有乱，只是少了前夫的东西。他收拾得十分精细，连餐具上的指纹都抹去了一样，关于他的尘埃一粒都没有剩下。我家后面的树林常年住着一群乌鸦，每天早上都会开早会一样“哇哇哇”乱叫。刚进入夏天，我喜欢开窗睡觉，早上总要被吵醒，关着窗户又热，就只能开空调。可那个季节吹空调我又容易感冒，导致我恨死那些吵闹的乌鸦。听小李说，乌鸦在中国是会带来厄运的鸟。在日本倒是没有这种说法，可也没人喜欢乌鸦，尤其是城市居民，乌鸦简直就是公害。今天的便利店工作我是晚上五点到十点，白天无事可做我一般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是睡觉。被小李的电话一吵我就睡不着了，电视也不想看，约了小李去喝杯咖啡。便利店一起工作的人里，还有一个人我非常讨厌。我问小李，我怎么有这么多讨厌的人？小李说，你就是个麻烦的倒霉女人。我心想，她讲话还真是不客气，麻烦也就算了，还要倒霉。我问她，难道她就没有讨厌的人吗？她说，她也有讨厌的人，只是不会干扰到她的生活和情绪。这样一说我才发现，原来我讨厌一个人就会回避他，而当我无法回避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情绪。可能就这样，麻烦和倒霉是有一定的联系吧。我讨厌的另一个人是佐川，年纪比我大几岁，未婚女人。有人说她还是老处女，大概都是从她没结过婚推测出来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每次我跟她一起上班，总会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和她。像是在说，两个没人要的老女人一起上班，是不是很好笑？当然，我没有亲耳听谁这样说过。只是有时我们两个一起上班的时候，会有人说，又是你们俩一起啊。或者是，没有家庭的累赘真好。不知说这种话的人是什么心态，也不知道佐川听了怎样想，我总觉得阵阵羞耻。好歹我结过婚，有过夫妻生活。我经常这样为自己辩解。可这样想的时候，我会更加羞耻。这难道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吗？总之和佐川一起上班，总是会让我胡思乱想，徒增烦恼。还有她嘴很碎，什么事情都和别人讲。讲她最近做了什么，讲她最近和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喝了酒，讲她接下来可能要去专门学校教英语。我们都知道她有去美国留学的经历，那也都是她二十几岁时候的事，现在她的英语就是纯正的日式英语。还有一件事，使我讨厌她到了顶点，关于一个泰国男孩。去年千叶县南部遭到台风袭击，摧毁了不少房屋田地和公共设施。我参加了灾后振兴的志愿者活动，到那边去清理垃圾。清理垃圾的时候，旁边的篮球场有一个皮肤暗黑的男孩子在打篮球。他穿着肥大的黑人牛仔裤，上身是黑色T恤衫，看起来很健壮。他的模样一派孩子气，带着牙套，两腮鼓鼓的。我不知怎的看他一个人打篮球看得入了迷，跟其他人分开了很远的距离，索性就坐在篮球场旁边被风吹倒的树桩上休息。男孩抱着个篮球走过来，问我们在干什么。我说在清理台风制造出的垃圾。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打篮球。他说他刚来日本不久，还不认识几个朋友。我说他的日语不像是刚来日本，像是来了很长时间。他说他叫勇，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泰国人，最近举家搬到了日本，然后就遇到了这场台风。我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和另一种说不清的味道，是动物身上共有的气味。我再看他的样子，脖子上全都是汗。脸上不知是原本就那样，还是蹭了灰尘，看起来脏兮兮的。可我总忍不住多看几眼他脏兮兮的样子，还有他抱着篮球的粗壮手指。我把他介绍到店里打工。他工作很认真，很快就和其他人搞好了关系。其中也包括佐川。佐川很喜欢和勇讲话，一会用日语一会用英语。勇的英语比她好得多，她回答不上来就用日语回答。讲日语的时候她还要纠正勇的发音，搞得勇十分尴尬，却又不得不跟她对话。那天，我在更衣室里换衣服，一起下班的勇和佐川也回到休息室。大概是不知道我在更衣室，佐川对勇说，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勇说，我还不到二十岁，不能喝酒。佐川说，你不说，我也不说，不会有人知道。勇坚持不肯去。她又问勇喜欢喝什么酒，说自己喜欢红酒，喝多少都不会醉。日本酒喝上一杯就醉了，要是再喝上一杯啤酒就肯定醉得不省人事，任人摆布。我实在听不下去，在更衣室里说，你不会不知道在日本怂恿未成年人饮酒是违法的吧。佐川吓得叫了一声，说她只是开个玩笑，她今晚已经约了男性朋友一起喝酒。我和勇到了车站，看勇一脸的不高兴。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佐川的话。他说，没什么，今天有点累。我说，那要不要一起吃个便饭？不用，我妈让我下班就回家，勇说。从那之后，勇上了一个星期的班就不见了，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我好几次做梦梦见勇，梦见他粗壮的手掌在拍打篮球。那是个清晨，就在勇把手指伸向我的梦里的时候，乌鸦落在对面民居的屋顶大叫起来，把我吵醒后就直接飞走了。我穿好衣服准备去车站，刚一出家门，看到马路对面的垃圾点有很多乌鸦在吃垃圾。装在袋子里的垃圾被那些黑黑的大鸟啄得到处都是，它们钢铁一样坚硬的长喙不费力就能把垃圾袋撕开，把能吃的垃圾吃掉，不能吃的就甩得路上到处都是。附近的人想了很多办法克制乌鸦搞乱垃圾点，无论是盖上网还是蒙上尼龙布，都照样被它们掀开。现在有人做了个铁笼子，可一旦垃圾多了还得放在笼子外面，那些乌鸦还是有机可乘。我绕路远远经过，我害怕这些黑家伙，怕被它们啄瞎双眼。莫名的恐惧。父亲去世给我留下的除了悲伤还有遗憾，和另一种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莫名的情绪和境地，一旦陷进去就走不出来。我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问过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我并没有那些症状。我不过是好像习惯了晚睡的人，无论怎样想纠正晚睡的习惯都做不到一样。父亲如果不是糊涂了，也不会去参加老松田的葬礼，尽管他想看看松田夫人是不是已经去世。其实完全可以让我去参加，只要告诉他结果就行。但我没有发现父亲的变化，只是以为他也想去。那天回到家，父亲说他想去四国走一走，回他读书的地方看一看。我极力反对，觉得他像孩子般任性。我和他大吵了一架，不愉快地收场。我走的时候，父亲一个人坐在桌前哭起来，这还是任性。我几乎失去理性和耐心，对他的哭泣和某种悲伤情绪置若罔闻。后来我灵光闪现，记起父亲和母亲就是在四国的爱媛县认识的，或许父亲想去四国与这有关，也可能无关。以他的状况，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想。年初和父亲见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家。中间通过几次电话，也是差点吵起来，就赶紧挂了电话。之后，我呵父亲大概两个半月没有通话，父亲在这两个半月中的某一天清晨，中午，或是晚上默默死在了家中。父亲的遗体弄脏了房子，我因此赔偿了一大笔钱。父亲的存款也少得可怜。他生前一直在当地的农协做义工，到了季节就去帮忙宣传当地的新鲜瓜果，或者是去东京的大商场里宣传农产品时帮着吆喝吆喝。父亲去世的消息也是农协最先发现，有活动需要父亲帮忙，打电话和邮寄信件都没有父亲的回复。农协特意跑到父亲家中敲门，这才发现父亲死在家里很久了。我把父亲存款的一半捐给了农协，农协的会长对我感激不已，还以为我是个有钱人。说起悲伤，也并没有多大悲伤，只是我一想起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谁的时候，这其中不再包括父亲了。另外警察说，父亲不是摔倒了爬不起来饿死的，也不是自杀死的，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父亲的死，停留在我心中，就像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有一只乌鸦，一直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不再悲伤，这也可以说是我那种莫名的情绪的其中一种。我确实早就不再依赖父亲，专科学校毕业之后，我和父亲更像是普通的亲人，如果我不叫他一声父亲，大可不必在乎他是怎样死在家中的。我常想，我和父亲是怎样到了哪种关系的呢？争吵是很多，但我从来没有把那种争吵的气氛带出过父亲家。电话里的争吵也一样，挂了电话，我就一点也不生气了。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不去怨恨他，也就不会在意他。父亲的东西我都扔掉了，只留下他的几本书和相册，看到母亲患病期间他们二人的合照，就好像是他们在那边相见之后邮给我的照片一样。跟小李约在北千住的咖啡厅见面。她以前很讨厌喝咖啡，说自己小的时候喝过好多年的中药，也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喝和中药一个味道的咖啡。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她开始跟着他一样喝咖啡，也喜欢上了。那天我们都没点咖啡，她点了红茶和芝士蛋糕，我点的是柚子茶和蜂蜜饼。她刚下班，看起来很疲惫，头发散乱，好像刚跟谁打了一架。我看她眼圈红肿，开玩笑问她是不是哭了。她只是笑一笑，没有否认。我们照常聊起店里的八卦，也有关于客人的。便利店有很多常客，每天像上班打卡一样，到了那个时间，前后差不了半个小时，他们就会出现在店里，买的东西也是固定的。有只买一杯咖啡的老社长，有只买巧克力的帅气职员，有只买一盒烟的阴郁女，有喜欢吃牛肉饼的驼背老太婆，也有从早上就开始喝酒的没牙老头。记住他们的面孔就可以猜到他们都会买什么，如果买了别的而没买经常买的东西，提醒一下，他们就会记起来，说谢谢提醒，不然就忘了。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