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舟扬帆刘鹏艳

今年春夏之交，我们接到安徽省文联有关“金寨红”主题的创作任务，要赶在本年度内完成一篇“有分量的”纪实文学作品，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毋庸讳言，这差不多是一部命题作文式的报告文学，在题材和体裁上我们都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对于作者而言，很难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我们也一度惶惑，在面对历史时能不能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毕竟我们要在大历史的框架下重述那段红色风暴，而对于历史的定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态的体系，如何“重述”才有意义？我们的目的不能只是简单阐释一次已被人们叙说过许多遍的历史事件，或者通过颠覆历史来吸引眼球，而是于历史的缝隙探赜索隐，完成人性的祛蔽。

在确定了“说什么”之后，我们在“怎么说”和“说多少”之间又徘徊了很长一段时间。历史似乎沉静无言，然而从未停止过活跃的呈词，对它的倾听必须抱有一种敬畏的姿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卷起惊涛骇浪，把你拖入无知的深渊。从各类史料和纪念馆中跳出来之后，历史才鲜活起来，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发现之前的顾虑其实是多余的，一切时过境迁的历史都可能并不完全是真相，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思考和文化态度。正在发生的阐释了已经发生的，这就是历史。所以我们想，如果要引入文学的手段，把那场红色风暴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就绝不能只提供一个供瞻仰的标本，除了记载入史册的“死”去的部分，最重要的是让历史在当代语境下“活”起来。

我们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写人，尽可能地用人物支撑历史。在我们看来，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那些无数化作历史尘埃的小人物，何来今天浩瀚无垠、蔚为壮观的历史星云？这，也是我们叩问历史的意义所在。我们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我们赞同科林伍德的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部文学作品绝非单纯地整理物质事件，而是更加注重心灵的对视。站在微观的立场上思索宏观的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一次竭尽全力的尝试，虽然未必能开出思想史的大境界，但我们始终在努力地接近真理。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金寨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重镇，这片位于大别山北麓的红色热土，曾经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金寨走出了11支成建制的红军主力队伍，59位开国将军和多位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10万英雄儿女血洒沙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走进金寨之前，一切印象都还是冰冷而机械的，相信单靠这些卓越而精密的数字，实在难以打动远离革命语境的当代读者，更不要说升华性的教育和积极的移情，即使数字放大十倍，乃至百倍、千倍又如何？这就是所谓历史的“真相”赋予我们的苍白和无力，只有当具有温度的人走进具有温度的故事里，我们才能把大而化之的历史丰满地填充起来，楔进读者的心里。

我们这样做了。

两次、三次……我们在奔赴大别山腹地的采访途中不断地与历史迎面相撞，从一开始混沌的轮廓到逐渐清晰起来的画面，年那场席卷鄂豫皖边区的红色风暴，在我们的脑海和文本中立体重现、满血复活。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故事远没有结束。

作者与廖家同（中）合影

选读

年时，安徽金寨地区有座红军空墓，这上千座遗冢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那些没有后人以及后人无力“招魂入墓”的家庭，只得把找不到归乡之路的红军孤魂托付给萋萋荒野。以漆氏为例，当年因革命“绝后”的家庭，占到整个家族的一半以上，没有人记得他们，甚至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某个红军的后人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祖先要干革命？而我们也不禁在思考，那些“仓廪实，知礼节”体面的大家族，究竟为何要甘冒杀头连坐的风险，举家从事当时并不体面的、既危机四伏又背负匪名的逆天之举？

赤澜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舟扬帆刘鹏艳

序言英特纳雄耐尔

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断地叩问自己。

把历史翻回到年，秋阳高照的9月。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最早诞生于安徽金寨麻埠镇、年又重建的红二十五军，于年11月离开鄂豫皖苏区，途经河南、湖北、甘肃、陕西，征程近万余里，历时10个月到达陕北。这是长征中人数最少，孤军转战，冲杀数百场战斗无往而不胜，率先完成长征的红军部队，也是唯一一支历尽厄境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发展壮大了的长征铁流，途中他们还开创出拥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如果说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伟大奇迹的话，那么这支军队就是奇迹中的奇迹。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并获捷，又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区。

与此同时，已经跋涉出茫茫草地继续北上的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甘肃宕昌县的小镇哈达铺，从一张旧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片红色根据地。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作出长征路上最后一次改变最终落脚点的决定——兵发陕北。10月的黄土高原天高云淡，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据称，毛泽东走进保安县的吴起镇时，看到一所挂着苏维埃政府牌子的房子，立刻操着他那口湘音欣慰而高兴地说，到家喽，就在这儿落脚！

次年10月，分别从湖南、四川出发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也终于抵达陕北。到此为止，历时两年，总行程二万五千里，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我们向历史的纵深辽望。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扉页，立刻从那古代、近代分界的缝隙间，穿透过来年的疾风流云飞沙走石──这是一个注定要被历史镌刻铭记的年份。

稍微了解一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华古代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同科技知识水平曾经在很多个世纪里遥遥领先于世界，当中国穿行过诸子百家的春秋、雄才大略的秦汉、繁荣昌盛的唐宋元明，傲视八方夷邦时，后来17、18世纪一跃为世界现代文明中心的欧罗巴，还沉睡在中世纪黑暗长夜的梦魇之中。近代史告诉我们，欧洲突飞猛进的改变，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诸城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

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的精神解放的革命，新思潮中涌现出了一批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对于社会文明的前行而言，思想的革新求变比艺术本身更加重要。“革命”一词被历史的聚光灯照亮了，滥觞于莱茵河下游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又相继在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确立了作为一个阶级的世界统治者地位。而几乎同时期的科技与工业革命，则催化并加深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在工业革命中获得了“蒸汽时代”的强大推动力，船坚炮利的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勃发起环伺世界的足够的欲望和力量。

于是我们看到，“日不落”帝国的皇家舰队绕过大半个地球，驶进太平洋的西岸沿海，冰凉的滑膛炮口瞄准了中国的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很快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这是我们签下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近代史，就是这样从不平等条约为起端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一个字一个字地陷入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沼泽——年，中俄《瑷珲条约》；中俄、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年，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年，中日《北京专条》；年，中俄《伊犁条约》；年，中法《中法新约》；年，中日《马关条约》；年，清政府与英、美、日、俄、法、德、意、奥、西、荷、比等十一国的《辛丑条约》……每一个条约，都无不是主权丧失民族屈辱的精神枷铐。

深谙世界变化的洋务派领袖、清末重臣李鸿章曾发出痛楚的浩叹，弱国无外交！但问题是，国是如何弱的？为什么我们这个曾经繁华强盛四海来朝的庞大帝国，遭遇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便迅速地衰败到累贫积弱，遍地疮痍，风雨飘摇，任人宰割的地步？这是在那种万马齐喑、僵化停滞的社会现实面前，一个纠结在人们脑后长辫梢上的历史诘问。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识之士和热血猛士，于是就站出来了呼吁挽救危亡的龚自珍，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呐喊图强保种的严复，“戊戍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人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样的名字可以排出长长的一列，而那也只是被历史记载下来的，普通的小人物和无名者自然更是不计其数。半个多世纪过去，路漫漫兮其修远，虽经无数仁人志士艰难地上下求索，发愤图强浴火抗争，改朝了、换代了、人们脑后的长辫子也剪去了，然而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依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的社会仍是民不聊生，贫苦穷困的百姓照旧贫苦穷困。国，还是那么羸弱，而且越发弱得危如累卵！

浴火却没有重生！那么，希望寄予何方？如何才能拯救中国？出路在哪里？

谁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忧患重重地寻找着改造旧制度、重建新社会的革新道路。年，由知识界发起振聋发聩的救亡与启蒙、反帝与爱国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北京引爆，迅猛地以燎原之势燃向社会各界及四面八方，中国风云激荡的现代史大幕就此拉开。

几年后人们发现，五四运动的不少主要领导人和重要参与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张闻天、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陈潭秋、邓中夏等，都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高级负责人。

在21世纪风和日丽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身临其境地真切感受到，在中国贫弱不堪的近百年之前，一位大胡子的德国人、一部宣言和一首歌，给一群正在苦苦寻觅出路的中国人内心深处究竟带来了怎样的震撼、激动与惊喜？

那位大胡子卡尔?马克思，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近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对立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词，在同他亲密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阶级斗争观点和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原理，指出无产阶级首先要解放自己，才能完成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使命，实现消灭阶级，没有剥削、压迫，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

首先要解放自己！

年2月，《共产党宣言》首次在英国伦敦用德文公开发表，立即在欧洲大陆引起巨大波澜。五四运动的翌年，以后成为国民党元老的《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恳切地委托后来的中共党员陈望道帮忙翻译《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年就读到的《共产党宣言》，便是陈望道送给他的。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耐人寻味，其实更早于年初，国民党人朱执信便在《民报》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节译《共产党宣言》和介绍了《资本论》。由于他是撰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直接翻译其内容的中国第一人，又由于他是国民党党员，毛泽东就曾因此说过，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犹如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之前闷热的水塘，满塘翻腾蹦跳着缺氧的鱼儿，思想空前的活跃也空前的混乱，标新立异的报刊、社团并存丛生，各种新思潮、新主义汗牛充栋。站在“打破与重建”的社会立场上，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是一个缤纷杂色茫然四顾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激情胸襟浩荡的时代，那是一个鱼目混珠靡靡之音的时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铁血雄风的时代，受到这样大时代的气息鼓动感染，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地把个人的理想同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选择各自殊途未必同归的人生之路。

我们曾经时有困惑，为什么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苦大众为主流的革命洪涛的潮头前，闪耀着一大群原本并不出生于无产阶级贫苦家庭的时代弄潮儿的身影？或许答案如下，但并不仅止于此——在谋求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未知方向时，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这时候的那些弄潮儿，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启蒙者、思想者和理想者，融入进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的。

写下这段文字时，适逢年安徽的黄梅雨季，在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天破了般降下连绵大雨，长江水位居高不下，鄂皖沿江各县内湖圩堰纷纷告急，皖南、大别山区地质灾害可能性增大预警。但今天此刻，却是久雨之后一个难得的晴朗之夜，笔者在晾台上伏栏遥望，城市的夜景璀璨明媚，浮云若弦皓月如歌，闪烁的星辰寂寥地悬挂在辽远的天穹上，仿佛在默默地追忆那段早已流逝进历史的时光。固然，一切远离历史现场的幽思漫想，可能都有一叶障目式的肤浅乃至不乏稚拙的成分，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诞生过包括红二十五军在内11支成建制主力红军的安徽金寨县，那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们，不论是怀着使命从武汉返回家乡的路上，还是在大别山脉的沟壑里筹划武装暴动的秘密会场，他们的胸中当时一定都鼓荡着那支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

……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的，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起令人无限憧憬的世界大同的美好社会！想一想《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即使只是想一想，都能感受到多么的激动人心！

于是在当时还没有设立县治的金寨，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无产者，于年的立夏节，举行了一场让统治阶级发抖的武装暴动。

一为什么是金寨

年金寨的立夏节暴动，与年的五四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关联。

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五四运动从北京爆发启始，远在大别山脉深处的麻埠、流波疃、燕子河、南溪、斑竹园、金家寨等小学、笔架山农校、禅堂蚕校的师生便举行了集会、游行等声援活动。在外地任教或求学接受了革命思想的金寨籍师生陈绍禹（王明）、蒋光慈、罗固城、袁汉铭、李梯云等进步知识分子，都发挥出了各自的影响，并不断地将《向导》《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传入金寨。年，由徐守西、刘长青等进步知识分子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便开始活动，还创办了《醒狮》杂志。进步文化思想的传播，催发了金寨地区新文化运动和民众反剥削、反压迫斗争的开展。

年蒋光慈从莫斯科回国返乡，发展他的小学启蒙老师——志成小学读书会组织者詹谷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詹谷堂又介绍了该校教师曾静华、杜孝芬入党，同年秋成立党支部，詹谷堂任书记。这是金寨县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从年底起，金寨地区党组织便陆续挑选部分农协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去武汉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了中共“八七”会议之后，在武汉、开封、安庆和芜湖工作、学习的金寨籍共产党员们回到家乡。这一批人大都上过学堂，见过世面，能文宜武，理想远大。这时金寨大多数地区都建立起了农民协会，乡村的治理结构急剧改变，形成了一股热气腾腾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型局面，到处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运动。特别是“耕地农有”的愿景深得人心，为今后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奠定了乡村社会的民意基础。

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立夏。我们无法查询那天的气象资料，如果白昼无云，立夏的阳光会从黄经45度隐隐不安地照射着后来被规划为金寨的地区。然而即使晴空万里，那也是一个几乎没有月光的晚上，夜色愈来愈深，夜幕越来越沉，空气紧张到了极点，终于，立夏节革命武装暴动的枪声，在十一个地点激动人心地打响了。

不对，立夏节暴动不止十一个点。廖家同说，应该是十四个点。

廖家同退休前是金寨县斑竹园镇文化站站长，大约工作的原因，琴棋书画他都可以拿得出手，张口也能来段大别山民歌。这位前站长还是一名资深的金寨红色文物收藏及红军历史研究者，从年起他便开始搜集这方面的实物或口述材料，长年累月地奔走在乡间村镇进行田野调查，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他无疑是打捞红色历史碎片的弥足珍贵的民间先行人。

当然，廖家同首先居有地利之便。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金寨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重镇，鄂豫皖边区著名的“黄麻”“立夏节”和“六霍”三次大规模革命武装起义，后两次都发生在金寨境内，这片位于大别山腹地的红色热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地处安徽省西部的金寨县，尧为皋陶封地，秦属九江郡，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却久无县治，直到近现代历史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星火传播，它似乎才在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方面醒狮般勃发，从而显现出重要的生命体征——由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之火势如燎原，国民党军卫立煌部进占金家寨，划安徽六安、霍山、霍邱，河南商城、固始和湖北麻城的部分区域，设“立煌县”，后于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更名为金寨。

《金寨红军史》记载，年的立夏节暴动是在丁家埠、李家集、南溪、吴家店、包家畈、斑竹园、沙堰、沙河、西河等十一个地点举行。但是廖家同持有异议，按照他的看法，暴动的地点应该是十四个。

我们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实际上“红军史”上的十一个暴动点，基本也包括了廖家同的十四个点在内，两者之所以形成统计学上的误差，是由于认定的方法不同而造成。譬如“红军史”记载的“沙河暴动”，是徐其虚、郑延青率领隐藏在太平山上的三十多名农民武装人员，经柏树冲至午夜后赶到沙河，与杨珂领导的二十多名农民自卫军会合，将驻有卢银冰民团二十多人的佛缘庵包围。战斗胜利结束后，在当地部分农会会员的配合下，又移兵前往攻打漆继堂（廖执言为漆霁堂）的庄园……因为置换了战斗现场，且增添了当地农会人员的参与，廖家同把“漆继（霁）堂庄园”列为又一个暴动地点。如此等等。哪一种方法论更科学、更严谨姑且不论，至少，他那种修复历史记忆求真存疑的个人执念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最先就是从廖家同口中，听到集中在这么一个姓氏身上的红色冲动的。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漆”字大概只能算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姓，但是不管谁走到了金寨县斑竹园一带，无论如何都不敢小视漆氏家族，不管是现在、民国还是前清。

其实历史遭遇到细节末枝时，常会有那么一缕的捉摸不透。漆先航，字袖海、号任之——当初漆家“先”字辈里一名德高望重的人物，但在不同的文字或口述表达中，漆先航的名字基本上为“漆树人”所取代，而有时亦作“漆树仁”。历史在相当大的余地里转圜腾挪游移不定……当然这里我们不敢完全排除另一种小概率的可能，说不定在某种特殊的情境下，恰是他自己改名由“人”而求“仁”的。

我们理解，由漆先航而漆树人或漆树仁，这种看似无意的改变，正是那位清光绪庚子年举人在历史链条上作为一个构成环节的隐喻。为了不至于造成新的混乱，我们权且还是将漆先航称为漆树人吧。

漆树人出身贫苦，后来读书求学有成，在外履职多年，历任河南巡抚参议员、省咨议局议员、河南省长葛县知县，陆军18师执法处处长，湖北省荆州府镇守使书记官，四川省夔州府书记官、征收局局长。在漆氏后人一篇缅怀其曾祖父漆树人的文字材料中，这是位被百姓称为“漆青天”的老先生，是忧国忧民，正值英年“不愿与狼共舞，毅然辞官还乡，以满腔热血投身到大别山革命事业中来”的传奇性人物。

关于辞官，最贴切地反映漆树人思想状况的可能莫过于他的《思归》：

半雅亭边雁阵斜，入来蜀道向天涯。

春前怕树忘忧草，雾里仍看解语花。

生事艰难疲战乏，冷官最易老年华。

司农最是翁常熟，归去与农话桑麻。

看透世事心灰意懒的漆树人返还家乡时，可能不会想到今后他将必然地走进斑竹园红色风暴的台风眼。《金寨红军史》中的漆树人是位着墨不多的开明乡绅，在有限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斑竹园、果子园农民协会开会时，大绅士漆树仁、徐朗山都在会上发言，支持农民协会活动，带头减租减息。”还有一段：“年冬，首先由周维炯、漆德玮做漆树仁的工作，动员他将他们带领的三个班农民武装参加到杨晋阶民团中去……漆树仁也认为这是发展他个人势力的上策，更相信周维炯和漆德玮的才干，所以同意了。”

漆树人的曾孙漆重诚告诉我们，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曾祖父漆树人把漆德玮、周维炯等族内子侄都唤了去。后者则借此机会建议漆树人想办法搞枪，建立自卫队。于是漆树人找商城县县长李鹤鸣借了十几条枪……这件事在《金寨红军史》里有相应的记载，区别在于史料上写的不是“李鹤鸣”，而是“柯干甫、柯寿恒”，此外漆树人还将在武汉买的六支枪也一并交给了漆德玮和周维炯。漆树人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想干什么事，我不反对，但是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你们就不要给我增加麻烦了。其实漆树人知道他们在搞共产党，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漆德玙和漆德珷都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佯装不知而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不反对红色运动，但也不希望把事情惹到家里。

有价值的历史在于历史的真实，对漆树人以及当年那些与他类似的有财产、有地位的乡绅进行读解，离不开对总体历史境况和个体文化视角的考量。实际上漆重诚和我们都无法还原当年漆树人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政权体制（虽然有些失望）的“旧臣”，且在体制笼罩下续延尊荣的一名体面的乡绅；另一方面，他的骨肉血亲的儿子们，偏偏又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要彻底砸烂这个体制的不归之路。

我们相信，在树影葱茏的斑竹园小河村，在多少个阴晴圆缺的月夜里，漆树人有过许许多多辗转难眠的时刻。老先生的文化、阅历和见识使他对“革命”及其代价的了解多于常人，他清楚革命是危险的，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走出家门很可能再也回不来。同时他还明白，包括他两个儿子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者踏上了这条道，就算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头了。也就是说，事关这双重“不归”的现实思考，或许还需要确认他精神基因里中国传统人文的家国情怀，最终决定了漆树人在年代对待革命的态度。

我们无意讨论漆老先生对革命的动因与忠诚，事实上，“革命”从来就不是个边界清晰的话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革命的宏大主题，是由当时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来阐释的。漆树人的个人选择无关革命的成败，但正是无数个漆树人，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的一个精彩部分。无论是自觉地投身革命，还是被席卷或裹挟，他们都客观地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红色史诗。

何况，他除了“不反对”，还做了一位革命者的父亲所能做的一切，并承受了参加革命的儿子不归之后，一位父亲所需要承受的一切。

斑竹园有一个村庄，叫老鸹窝。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乌鸦被寓意为晦气的象征，是一种不祥之鸟。我们曾经对诸如地主一类的文学形象，有一个放之四海妇孺皆知的比喻，叫作“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来奇怪，连乌鸦的别名，各地也是“天下一般黑”地统称为老鸹。

后来我们知道，老鸹窝村真的给当年风声鹤唳的旧世界招去了许多晦气和不祥。

漆先涛是老鸹窝村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本人先是私塾先生，后在笔架山农校和火神庙列宁小学都教过书。我们习惯性地在《金寨红军史》里寻找了一下，没有看到关于漆先涛的记载，可见他不是一个被历史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