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我最受不了这种事，太残忍了。

每次看到儿童被残害的画面，哪怕是电影，我也难受得要死。

而在第二次大战中，欧洲超过万犹太人成为纳粹屠刀下的屈死鬼，其中就包括万儿童。

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这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竟然有一个中国女孩。

她叫赤英，父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如果让纳粹德军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她将和那万犹太儿童一样，必死无疑。

在集中营饥饿、枪击、绞刑、毒气的日夜恐惧中，她一个中国女孩，是如何活下来的？

至今看来，仍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好像被驱赶的牲口，拼命往闷罐车里塞。

直到一个紧贴一个，连转身都不行，才“轰隆”拉上大铁门。几百个男男女女，开始了猪一样的生活。

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了，有人哭泣，有人呕吐。

两天后，我就开始发烧。此时发烧，无疑等于送死。

不出三天，往车外抛下的尸体中，肯定就会有我一个。

迷迷糊糊中，似乎有人在往我嘴里喂水，往我额头上敷冷毛巾。

当我费力挣开眼睛时，眼前是一个陌生的叔叔。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你是中国孩子，要是死在这里，连墓地也没有，以后你的父母都找不着你的骨头。”

他捏紧拳头扬了扬，要我一定活下去，说哪怕像牲口那样，也要活下去。

活着，就是胜利。

我无力地举起手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帽檐。

那是一顶破旧的军帽。

帽檐上面露出一块深色的印子，我对这个形状太熟悉了。

那是五角星的位置，虽然现在五角星被撕掉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因为我的爹爹，也戴这样的帽子，上面就是一颗闪闪的红星。

这个陌生叔叔一定是个苏联红军。他把私藏的一颗退烧药给了我，把我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

在那样的状况下，一颗退烧药真是比人命还金贵。

闷罐车上的其他人，也把他们仅有的一点饮用水，给我冷敷救命了。大家都鼓励我，要活下去。

许久没有大人对我这样说话了，我觉得喉咙发哽，吐不出一个音阶，眼泪淌了出来。

一路上不断有人逃跑，红军叔叔后来也不见了。每到一站，就有死亡的人被拾下火车。

车厢慢慢不拥挤了，甚至到后来有了空，大家能轮换着睡一觉。

一个星期后，火车停住了，这里是德国的东部地区，一个集中营。

我们提着自己的东西，被赶下火车。久违站在地上，刺目的阳光射进眼里，我有些眩晕。

按照德军的指示，我们排成两队，我站在非犹太人的队伍里，胸牌上面名字一栏用德文写着“赤英”，国籍一栏写着“东方”。

整个队伍里很少看见像我这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后来听说有几个日本、朝鲜人。

而中国人，只有我一个。

进集中营前要进行集中淋浴，所有的物品也都要被检查，除了衣物外，其他东西一律要被没收。

一个德国鬼子把我的手表、钢笔都拿走了。那支钢笔是爹爹送我的，笔帽上还刻着他的名字。

就在我伤心失去那支钢笔时，突然想起，内裤口袋里还缝着一枚列宁纪念章。

列宁纪念章

这是我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我的。从我收到它的那天起，它就从未离开我的前胸。

直到我们被德军囚禁，才把它藏在内裤口袋里，贴身保存着，此时，它已是我仅有的东西了。

我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就在淋浴的队伍快要移动到门口时，神使鬼差般伸手将纪念章飞快掏出来，往嘴里一塞，压在舌头底下。

我紧紧闭着嘴走进脱衣服的房间里，无论谁和我说话，我只是点头，绝不出一声。

一进浴室，一个高大的女看守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我以为我被发现了，心好像快跳出来了。

她按住我恶狠狠地扯我的头发，原来是看到了我头上的发卡。

我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

塑料发夹连带着一缕头发落在了地上，女看守一脚踩得粉碎，然后把我推到水龙头下冲洗。

我的泪水涌了出来，顺着这水一起往下流。

咬紧牙关完成了所有的“消毒”程序，穿上衣服后，我才从嘴里吐出纪念章。

上面还沾着唾液，金色的列宁头像嵌在红色底色上，上面罩着有机玻璃，闪闪发亮。

我小心地擦净，用草叶包起来，藏在床铺的板缝里，压在身子底下。

这是16岁那年，我的全部身家。

一年前我告别爹爹，从中国来到苏联，开始了独自求学之旅。

当时中国正在遭受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而苏联还没有卷入战场。

第一国际儿童学校里，校园温暖安详，孩子们无忧无虑，世界大战好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事。

我小时候有哮喘的毛病，在寒冷潮湿的莫斯科又发作起来，整天整夜地咳嗽，病情拖了四个月，始终不见好转。

老师决定送我去白俄罗斯的夏令营疗养，和我同去的还有一对捷克姐妹——姐姐弗拉斯塔和妹妹米拉。

汽车在路上走了两天，才到达疗养的集体农庄，这里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城的城郊。

来疗养的孩子大都是身体有病。经过两天的长途颠簸，个个都乏极了，吃完晚饭就陷进松软的床上，呼呼大睡……

这一整夜，我都没有咳嗽。熟睡中的我们谁也不知道，魔爪已经悬在了我们的头顶。

第二天早饭后，老师带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玩耍，这里空气暖和，阳光醉人。

大家玩得正开心时，突然，大地颤抖了起来，天空传来嗡嗡的低鸣声。我们抬头四顾周围，看见蓝天上有一个个黑点在缓缓移动。

我猛地反应过来，这个情景我在中国见过，日本鬼子的轰炸机空袭前就是这样的景象。

我恐惧地大叫起来：“飞机！”

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孩子却高兴地喊：“对！是飞机，好多好多飞机啊！”

我正想解释这是轰炸机，不远处便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几个年纪小的孩子被巨大的声音吓得哭了起来。

我们尖叫着，在飞机的呼啸声中，冲回四处冒烟的村庄，以为躲进房屋里就安全了。

没想到，村庄已经被炸弹横扫了一遍，牲口棚里的动物被炸得粉碎，这里一条羊腿，那里一个牛脑袋，四处都是鲜血。

我吓得两腿发软。片刻前还欢声笑语的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

我们这些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的孩子，一瞬间再次被推入了战争的火坑。

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第二排左三为赤英

这是年6月22日上午，纳粹德军开始闪电入侵苏联。

飞机轰炸主要城市、机场后，大炮、坦克、密密麻麻的步兵，顷刻间跨过了苏联南部的国界。

闪电战快得让人心惊，第二天，我们落脚的农庄就已落在德军的手里。

德军很快发现藏在树林里的我们。被赶出林子时，安娜老师像老母鸡那样紧紧护着我们。

她是夏令营中唯一的老师，空袭发生后，她一手拉着一个小孩子，带我们躲了起来。

她本来想找辆车把我们送回苏联，但显然是不可能，被打懵的苏联军民正组织准备反击，谁还会在乎一群孩子的死活。

安娜知道我们中间不仅有犹太血统的孩子，还有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如果被纳粹知道，必死无疑。

她反复嘱咐大家，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相互之间也不能出卖。

她挨个抚摸我们的脸颊，用眼神鼓励我们不要怕，但她自己的脸色都变了，褐色的大眼睛里汪着清泪。

其实，安娜不过是位20岁的姑娘，但此时，却成了我们惟一的依靠和主心骨。

德军把我们排成两排，审讯者是个肥胖的德军军官，脸上堆着臃肿又瘆人的笑容。后面站着一排凶神恶煞的士兵。

德国军官的俄语不流利，我只勉强能听懂。

我用磕磕绊绊的俄语回答，我的父母是中国的老中医，因为我有哮喘，特意送我来莫斯科治病。

我张开嘴，故意大口喘气，胸腔里发出拉风箱的哧啦哧啦声。

也不知这个胖家伙怕我有传染病，还是听我不流利的俄语太吃力，他不耐烦地挥手叫我快走。

大概在危难之中，人有一种本能保护意识。即使是刚编的假身世，我也背得滚瓜烂熟，说得跟真的似的。

我躲过了一劫。

疗养院的21个孩子，已经有19个通过了德军的盘查，一旁的安娜老师面颊也有了些血色。

她正要拥抱我们时，突然愣住了：剩下那两个8岁的女孩，都是犹太人。

德国军官一把拉出两个瘦小的女孩。

女孩尖锐的哭叫声，让我刚放下的心又被扯起来了，她们的年龄太小了。

一个士兵用大皮靴挑起一个女孩瘦弱的身体，甩了出去，接着又甩出第二个女孩…

“不……!”安娜老师大叫着冲上前去，被德军士兵一枪托打倒在地。

这时所有的德军都围了过来，他们脸上的肉在狰狞地抖动。

“犹太猪！”

我被这毛骨悚然的怒喊吓出一身冷汗。安娜老师的脸色刷地变得苍白。她明白，这三个字意味这两个女孩的死刑。

孩子们是纯真的，看见自己的伙伴挨打，似乎不知道害怕，都跑上前去想帮助她们……

顿时，我觉得肩膀一震，不等明白过来，身体已经滚出好远。

安娜老师拼命拉住我们：“不要上前，他们会打死你们的！我的孩子们，不要上前啊！”

一个德国鬼子从腰里抽出枪，一步一步走向犹太女孩。我们因为恐惧而掩面大哭了起来。

安娜老师双手合十，仰头望着苍天，发出悲惨的哭声。

“我早就注意你手里这两个小姑娘，她们有褐色的眼睛，还有褐色的头发，她们的头型告诉了我，这群孩子里有犹太人！”

德国鬼子用手里的皮鞭指指地上两个女孩的头。我不知道她们的头和其他欧洲人的头有什么区别。

其中一个孩子的胳膊断了，软塌塌地耷拉着。她们最后连哭叫的力气都没有了，浑身是血的瘦小身体，随着棍棒的抽打在泥地上抽抖。

他们打够了，拍拍手，拉起站都站不住的女孩，一人给她们一把小铁锹，让她们挖坑。

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两个活生生的孩子，就这样被德国鬼子活活埋在她们自己挖的土坑里……

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哭叫了，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看那土堆堆的勇气都没有了。

只有一只细细的血手从土里慢慢拱了出来，伸向天空，五个手指因泥土的重压而僵直地张开着，像是向苍天要什么……

这残酷的一幕，被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至今，我一听到“扑扑”声，都会想起那往坑里盖土的声音，心脏都忍不住颤抖。

到集中营之前，我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对这两个字竟然逐渐麻木。

此时，比死亡更恐怖的是饥饿。

我每天都在饥饿中，连做梦都是饥肠辘辘满世界地寻找食物，寻找了一夜，梦里很饿；早晨起床，更饿。

集中营每天只有极少的黑面包，偶尔有发芽发霉的土豆汤。

儿童的定量只有大人的一半，但每天都要到兵工厂里，和大人干一样的活，将子弹装进小盒子里。

兵工厂是个四处透风的工棚，子弹被一大筐一大筐的运进来，我们不停装啊，装啊，装得双手都麻木了，还不能完成规定的数额。

两只手被冰冷的子弹冰得又红又肿，手背生满了冻疮，一碰，脓血直流，疼痛难忍。

时间一长，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冷漠的机器人。

纳粹集中营里饥饿的儿童

一天下午，下工不久，我们个个饿得两眼发花，等着吃晚饭的哨声。

哨声终于响起来，但仔细一听，却是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只好放下碗，跑步到空地上站好。

宪兵牵来一条大狼狗，呼哧呼哧吐着血红的大舌头。

“扑通”，一个矮个子犹太人被推在地上。

这样的场景我们见多了，随他们鞭打，生死听天由命。

没想到这个人被摔在地上后，迅速用双手撑地，扬起鲜血淋淋的脸，嘶哑着喉咙大喊：“他们杀了我的全家！你们看，这是照片！”

他从腰的后面，刷地抽出一张全家合影照片，但没等他把照片举起来，狼狗呼地扑了上去，一口咬住他的手。

犹太人惨叫一声，照片掉在了地上，被风吹卷到一边。

犹太人没有露怯，他疯狂地推搡着撕咬他的狼狗，在发疯怒喊中，竟一拳击打在狼狗的前额上。

狼狗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长嚎，摇晃了几步，摔倒在地上。

打倒狼狗后，犹太人弓着腰开始疯狂地大笑，站在一边的宪兵吓傻了。没等他冲到跟前，枪响了，子弹击中了犹太人的前胸，鲜血马上喷了出来。

犹太人睁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宪兵跟前，许久才直挺挺地摔在地上……

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我差点吐出来。只能拼命忍着，忍得眼睛一阵阵发黑，要不是身边的捷克小姐妹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就一头倒下去了。

这个犹太人是铸造金银的工匠，那天德军给了他一个银质像架，叫他改成银酒杯。

他一看，那竟然是他家装合影照片的像架，照片上是他的妻子儿女。那时他才明白，他被强迫分开的家人，早已被杀害。

他高举着那张照片冲上去，是决心用生命控诉这帮恶魔的无耻行径。

犹太人死了，死得惊心动魄。

以至于每当我再看见运来的一车车物品，就想呕吐，好像看见一条条赤裸的尸体。

这件事让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我不该再继续放任自己消沉下去，如果注定是死亡，我也要像这个犹太人一样，死得堂堂正正，光明正大。

集中营里有人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但我们没法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

最后还是捷克小姐妹中的米拉脑袋快，说我们可以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弹壳照样湿。

对，这是个好主意！

我们个子小，被装子弹的大筐子一遮挡，监工走远一点儿就看不见我们了。监工一走开，我们就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

到了下工的时候，我们嘴里干苦干苦的，嗓子眼儿直冒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我和米拉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了。

后来，前线退回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

米拉姐妹和我从国际儿童一起到了疗养院，又一起被德军俘虏，在到集中营前，我们还在孤儿院关押一年之久。

我们三人已经是形影不离的好姐妹，没有她们俩，我真不知道如何坚持下去。

在集中营又熬过一年多，我们仨都还活着。

让我们最怕的就是德国鬼子的捉摸不透和反复无常。

有时他们脸上洋溢着动人的笑容，和我们说这说那的，可不出3分钟，他能突然抬起他的大皮靴把我们踢出很远。

有一天中午，正好是放风的时间。一个德国看守看着很高兴，拿了一个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照相机，把我们几个女孩子叫到跟前，说要为我们照相。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照相了，听说要照相，小姑娘爱美的天性一下子显示了出来。

我和捷克姐妹高兴地站在一起，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刻，我们忘记了“集中营”这三个恐怖的字眼，忘记了眼前是残忍的德国鬼子……

赤英（中间）和米拉、弗拉斯塔，年1月30日摄于德国集中营

刚刚照了几张，这个德国鬼子突然变了脸色，把相机放在地上，说我们在假笑，在嘲笑他。

说着就举起皮鞭狠狠给了我们一鞭子，对着中间笑容最灿烂的女孩说，就她笑得最假，接着又是一鞭子。

我们尖叫起来，快乐的假象，顷刻间坍塌成了碎片。

过了几天，这个德国鬼子又微笑着来了。他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我们，一边不断赞美我们笑得甜美可爱，一边摸挲他手里的皮鞭把子。

我们被他这种变态的神态吓坏了，谁也不敢说话，不敢笑。

以后很长时间，只要看见他拿着照相机出现在我们的房屋前，我们便忍不住要颤粟起来。

后来，我用一根拾来的蓝色圆珠笔芯，在照片反面写下了一段话：

“年1月30日，照于德国和同志们，3年前的今天离开了祖国。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当时，我有的汉字已经不会写了，这段话中有好几个错字。

我已经整整4年没有听人说过中国话了，自己也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

跟着难友们我学会了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到集中营后又学会了德语，一开口就是乱七八糟的语言。

我害怕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彻底忘记自己的母语，我开始经常一个人在黑夜中默默和自己说中国话。

可是，说着说着就跑音走调，甚至有些话我已想不起来应该怎样说了。

这让我很惊恐，问自己：我还是中国女孩吗？

中国，这个亲切且遥远的称呼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害怕：我害怕失去它，也害怕它遗忘我。

此时，纳粹德国开始节节败退，前线需要的子弹越来越多，我们劳动强度越来越大了。

终于，我支撑不住了，病倒了。

我的右侧脖子肿胀不堪，开始断断续续地发高烧，怕被德国鬼子发现了送隔离室，只能硬扛。

我天天都在期待着，盼望哪一早晨起来，所有的肿块都能奇迹般地消失。

但我清楚，这是痴人说梦。

一天早晨，我在营房前的水槽洗脸，感觉脖子上老是湿乎乎的，擦干了又湿了，就用手摸摸。

一看，吓我一跳，哪来的脓血？

我用一条破了角的手绢，包住脖子，再在外面穿上高领的毛衣，把流脓的脖子遮盖了起来。

连续几天，我带着淌脓的伤口去做工，可是脖子上还是不断渗出黏黏的液体，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相反，溃疡的面积越来越大，脓血往外渗透得更加厉害。

有时手绢浸透了，又沾到衣领上，不久毛衣领子也被脓浆糊得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的皮肤生疼。

还有断断续续的发烧，把我折磨得够呛，一天中，好几次掉“冰窟”，又好几次进“火炉”，热热冷冷，反反复复，我的身体快被拖垮了。

这一天来得很快，那天我刚起床，顿时天旋地转，一头倒在地上。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睡在一间干净的白色房间里。

扭头看看，橱架上有许多药瓶子，空气中还有消毒水的味道，我猜想是集中营的医务室。

这时，窗户上出现了米拉姐妹们的脸，我想可能是她们送我来的。我心想一定要活着，和这对姐妹们从这个地狱中走出去！

我正在暗暗给自己打气鼓劲时，隔壁的门响了。从房间里走来一个高个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白大褂的德国医生。

医生戴着白色口罩，看着斯斯文文，两只眼睛是幽深的蓝色。这幅相貌实在无法跟残忍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他准备完后，扫了我一眼，用生硬的俄语问：“从哪里来的？”

我愣了一下，说：“白俄罗斯。”

“不！你不是俄国人。”他尖叫起来，语气充满了警惕。

“我是中国人，我是从…”我吓了一跳，刚想解释，却被他阴冷的声音打断了。

“噢，支那人，黄皮肤的支那人，东亚病夫……嘿嘿嘿……”口罩下那张斯文干净的脸，发出了我听过的最狰狞最恐怖的笑声。

我的皮肤上滚过一层鸡皮疙瘩，浑身打了个寒颤，偷偷望了他一眼，正好撞上他那对阴冷的眼睛。

我感到冰冷的器械在脖子上移动，一会儿闻到一股刺鼻的酒精味。我紧张地直硬着脖子，等待注射麻醉针。

突然，我感到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直冲大脑，浑身像被抽了筋似的弹了起来。

他没有给我打麻醉，而是直接用手术刀割开了我的脖子！

我疼得浑身抽搐，疯了一样地拼命哭叫挣扎，想从手术台上逃出去。可我被他的大手死死地按住了。

悬在我颈上的刀刃没有停下来。

我渐渐麻木了，眼前出现了胡乱飞舞的金星，我昏死了过去。

我是在捷克姐妹们的怀抱中，慢慢苏醒过来的，死神没有收留我，让我继续在地狱里煎熬。

那段时间，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个屠夫，用刀宰割羔羊的可怖画面。刚拾起来的生的欲望又被浇灭了。

淋巴结核不是靠手术就能根治的，没有药物又不能休息。没隔多久，旧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新的肿块又出现了，而且比以前的还要大。

我横下一条心，我宁愿脖子烂掉，死掉，也不去医务室了。

我们虽然不知道铁丝网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从不断送来的战俘口中，得知了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知道苏联红军正在收复南方失陷的城市，不久就要打到波兰和德国境内。

我们焦急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等得心都要碎了。

那是年1月30日的早晨，我睁开眼，顿时被窗外雪亮的阳光吓了一大跳。

以往此刻，集中营的汽笛早该拉响，把我们从睡梦中扯起来，投入到一天的劳作中。

可这一天，我们一直睡到天色大亮。我几乎没有思考，飞快地下床，指望能抢回一点儿时间，不至于被工头严厉鞭打体罚。

一定神，发现房间里的难友都没有去上工，大家坐在床上，惊慌失措地相互张望。

我们心惊胆战地起身，从门缝往外看，想知道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外头很安静，只有几只麻雀在空地上来回跳跃。再一看，平时荷枪实弹的宪兵不见了，岗楼上没有，铁丝网旁没有，就连大门前也没有。

大门上的锁也不见了，门大开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仅仅一夜工夫，德国鬼子就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嘿……德国鬼子跑了…我们自由啦！”突然传来一句声嘶力竭的吼叫声。

这是我们盼望了整整4年的声音，终于在这片死亡墓地的上空回响！

苏联红军解放集中营

狂呼乱叫的人们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症状”：有的一下子晕了过去，有的放声痛哭，胡言乱语，还有的仍旧站在集合场地上等候德军训话……

最先结束“症状”的人，第一个冲向了德军的物资仓库。

这场大抢劫中，最可怜的是孩子，根本无法靠近仓库，只好在旁边被巨大的人流推来揉去的，始终不能靠近食品堆。

在混乱中，我被一个硬东西碰了一下，跌了一个跟头，爬起来一看，是一个油纸包，迅速打开，高兴得差点没有晕过去。

油纸里竟然是一大块黄油！足足有5磅重，不知怎样被挤掉了。

我和米拉连忙用衣服包起来，这足够我们吃几天了。

劫后余生的人们望着手里的食品和衣物，心里不断地打寒颤：难道纳粹德国就这样放过了我们？

本来已经平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也没有人出来组织。

每个人的戒备心很重，不敢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大家怕德军再返回，趁天没有黑，就各自逃命。

我们几个姐妹也商量了一下，决定往东跑，那是苏联的方向。

没想到这段逃亡之旅，比集中营的日子更加恐怖。

离开集中营后，天气异常寒冷，小路上到处是积雪和泥泞。

我们身上衣服也不多，脚踩在冰冷的泥潭里，很快就冻得失去了知觉。

我脖子上的淋巴结核经过这番折腾，伤口又开裂了，稀沥沥地往外直渗液体，也不知道是脓血还是汗水，毛衣领湿了干，干了又湿。

如果再这样走下去，我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在集中营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都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念头，可这次，我觉得自己真的要永远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我们之前常听说，一些越狱犯人跑出集中营，躲在农民家里，很快就又被农民出卖给了德国人。

沿途我们也心有余悸，不敢投靠农民家，只能在寒冷的野外过夜，取暖全靠点篝火。

可是火一灭，我们就会被冻醒，搂在一块眼睁睁地等着天亮。

有一天傍晚，我们看见一个小村庄，在村庄附近有个草场，钻进草堆睡觉是我们流浪生活中最高级的享受了。

半夜，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被闪闪的红光惊醒，起身一看，草场的另一端大火冲天，浓烟滚滚，半个天都映红了……

我连忙起身，想叫醒伙伴们，可身边空空的，米拉姐妹，还有两个乌克兰姑娘都不见了。

我吓出一身冷汗，放开嗓门大声叫她们的名字。可周围除了脚步声和孩子哭喊声外，什么回音也没有。

我双腿跪在草地上，拼命呼唤“米拉！弗拉斯塔！”

失去了她们，我可怎么办？我怎么回到莫斯科？我顿时被这个可怕的推想，吓得哭了起来，忘记了我所处的危险。

直到有人推我，喊我快跑，我这才想起自己还在大火的包围中，边哭边往火圈外头跑。

跑出危险地带，我一屁股坐在村庄外的池塘边，又哭了起来。哭着哭着，我想起了什么，摸摸怀里，发现那块黄油不见了。

这是我的命根子啊，没了它我一样得死，我想也没想又冲回了火里。

周围的人们都在奔跑救火，看到我朝火堆里跑。旁边的人吓坏了，想把我拉住：“姑娘，不能进去，要烧死的！”

“没有黄油，我同样也会饿死的！”我哭喊着甩脱好心人的手，双手抱着头冲进草场里。

我记得我们睡觉的草堆旁有棵白杨树，很高很直。我很快找到了睡觉的草堆。幸好，火还没有烧到这里。

但已经感到烘热的气浪，背后好像被烧烤一样火辣辣的。我顾不上这许多，连忙在草堆里翻找起来……

找到了，找到了!

已经被吃掉一半的黄油，被高温融化变得软绵绵的，好像一使劲就会化成油似的。我只好用双手捧起这块热热的黄油，跑了出去。

黄油找到了，可是再也没有见到米拉姐妹。

我一直等到天亮，人群慢慢散尽，也没有她们的身影。那一瞬间我彻底绝望了，比在集中营中更绝望。

我一个人怎么能走回苏联呀。

就在走投无路之际，一对路过的波兰夫妇收留了我。想用我去做人质。

这家男主人之前曾给德军做翻译，看我是中国人，还会讲俄语，估计来历不简单，想用我去苏联红军那换一条活路。

苏联红军一看，同意了他们的交换条件。

可当我鼓起勇气，说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女儿时，接受我的苏联红军哈哈大笑，说我在开玩笑。

他们根本不相信，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能活着走出纳粹集中营。

几年的集中营囚禁，让我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获得自由后，比从前变得更加孤僻和敏感。

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自己。

我再也没有提过我的真实身份，直到收容站换了一个新政委，他跟别人不同，一来就盯上了我——难民营里唯一的中国女孩。

我害怕再被人笑话，依然对政委说我是中国老中医的女儿，来苏联看病。

他显然不相信，开始有事没事找我闲聊，陪我一块干活，还鼓励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到父母身边。

他一提到中国和父母，我的眼泪就潸然而下……

我的内心在剧烈斗争着，可还是没有勇气说出一切。可这位红军政委没有放弃，还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他要帮我找家，但前提是一定要告诉他实情。

我的鼻子又酸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点点头，小声地说：“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什么？！再说一遍。”政委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跳起来，身子歪了一下，差点跌倒。

他站立起来，两只眼睛瞪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发出惊讶的光。

我被他这目光盯得心里直发毛，身子也不由地矮了半截。

“赤英，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才说你是朱德的女儿？就是中国共产党总司令的那个朱德？”

“是的。”我低下头，小声回答。

我本以为他也不会相信，没想到他激动地手舞足蹈，大喊：“这简直…简直是个天大的奇迹……”

朱敏逃离集中营后和父亲的合影

政委很快帮我写了信，寄回莫斯科。考虑到我的安全，信中并没提爹爹的名字和我的真名朱敏。

信到莫斯科红十字会时，正好碰上准备回国去办手续的毛岸英。工作人员看他是中国人，就问他认不认识叫“赤英”的中国女孩。

可毛岸英哥哥并没有听过赤英这个名字。

这是离开延安时，为了我的安全，爹爹专门为我起了这个化名——赤英。

“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是爹爹的希望。

毛岸英回到延安后，无意中跟主席提起这件事，毛伯伯这才知道我的消息，赶紧告诉了爹爹。

四年多，爹爹终于知道我没有死，还活着。

他担心我阅读中文有障碍，特地让毛岸英哥哥代笔，用俄文写了回信。可惜回信转寄到难民收容站时，我们已经转移走了。

好在这位红军政委没有“原地待命”，开始尝试各种办法和苏联高层联络。没有几天，我就接到返回莫斯科的通知。

年1月30日，我终于回到了莫斯科。一切，恍若隔世。

我慢慢走过红场，街道，红墙，雕塑，直到列宁墓……

站在列宁墓前，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枚纪念章，重新戴在前胸。

我知道，我跟它一起，活了过来。

年，朱敏见到了捷克著名女导演，她就是米拉。

俩人大悲大喜拥抱后，朱敏才知道当年米拉为了找她，也独自冲回草场，等再次跑出火海时，也和大伙走散了。

米拉一个人边哭边往东走，因为又累又冷，昏倒在路边，直到遇上苏联红军才获救。

那时，她们都还只是孩子，并没有因为见多了死亡而麻木，也没有在扭曲的世界里，放弃正常活下去的希望。

朱敏很喜欢孩子，知道自己的回忆录是写给孩子看的，她非常高兴。

也许在她心里，孩子虽然弱小，他们的心却在地狱中一直坚持善良。

这也是集中营那些被囚禁的孩子，留给我们每个人的遗产。

本文选编自《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朱敏回忆录》

编辑：赵斯卡罗伯特刘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