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瑟瑟访谈录
↑周瑟瑟年，武汉
中关村乌鸦在大笑
——张后访谈诗人周瑟瑟
张后：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一直和朋友们说，我很幸运，我来到北京很快就得已认识了周瑟瑟，这个很有伟人胸怀和文学抱负的才子，他在我的面前始终是一个大写意的人，他仿佛有浑身使不完的创作激情，很值得耐人寻味，在别人如此高评价你的同时，你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周瑟瑟：是的，我们是不可多得的同仁与战友。谢谢你能这样看待我们之间纯粹的友情。我说过好朋友是一辈子的，不管你我遇到了什么灾难或荣华富贵，不管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甚至不管存在什么样没有说出口的误会，彼此都能心神意会，都能把彼此看成文学上的手足兄弟。
你说到做人，我立马想到了我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在他们的前台看到的一句墙上的标语：“做书做人”。这是金丽红、黎波、安波舜老师所提出的，在出版界这三个人确实做出了好书，他们做书与做人成为了出版界的标杆。记得那次我请金老师与黎老师吃饭，席间金老师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小波是个聪明的好孩子。”小波就是诗人出版家张小波。金老师的表扬包涵了很多层意思。我后来还向小波转述了金老师那句话。
其实我很不愿意说，在现实中不少人整天标榜自己多么的正直，多么的干净，但这类人就像贪官污吏一样，其实内心不知有多脏。做人，我不敢说我是多么高尚，但我有我内心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与基督徒，我努力向我认同的标准靠拢。但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的修为还远远达不到我的要求，比如在这里说自已，以上所说到的脏人，其实都是不必说的。
还有就是我的同乡左宗棠，此人在我家乡为人处世的一些经典旧事，至今还影响着我的乡邻。我是到近年才开始意识到我不能丢了我的文化之根。上周我还想让家人将左爹爹（我家乡的土话）的照片放大挂在书房中。左爹爹的血性之气，他让部下抬着他的棺材与他一起上战场的“霸得蛮”的精神，他与曾国藩所代表的旧式“湖湘文化”是我辈要继承的。我的堂姐现在还生活在左爹爹36岁前读书的柳庄。家乡修了他的旧居与寺堂，我很赞成。有时凝视前辈的照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做男人就要做这样的男人。
前几年，我的办公室墙上还贴过传奇男人格瓦纳的大头像，我还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苹果》中大段大段描述他。那时切是我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参照。
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不记仇，当然我还没有什么可称得上仇的东西，除了对旧社会与阶级敌人有仇。尽管我现在还很忙碌，但我努力让自已成为一个闲适的人。在生活与婚姻的态度上，我比较欣赏林语堂，他的《生活的艺术》是我的一个标准。
↑周瑟瑟（左），邱华栋（右），年武汉大学桂园7舍楼顶，李翼♂摄
张后：年你向文坛扔出一颗谁都意想不到的大型的、超分贝的原子弹，当然你知道我所说的就是你的“卡丘主义”，我很纳闷这一理论学说，是蓄谋已久的吗？
周瑟瑟：不是的，没有什么蓄谋，是我与朱鹰、党争、张后、钱刚、李飞骏、孙家勋、曹野峰、林忠成、姚彬、图雅、李成恩等30多位诗人、艺术家一起发起的一个艺术启蒙概念，名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些朋友前期参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有了新的兴趣，这样也很好，卡丘是自由的，我们保持沙龙式的交往，不很严格，给朋友们留下了个体发展的空间与独立的想法，不要求像加入某个流派一样永远属于卡丘，因为我们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我们只是一场艺术启蒙行动，有一个共同的艺术符号而已。其实在我们卡丘前期同仁内部，也并不是没有争论与不同意见，也有因个人的原因退出来的朋友，但大家毕竟是独立的、自由的，来去相当自由，只要高兴就好，不必太强求，更不必有任何不适感。我一向鄙视诗歌团伙，我也反对诗歌圈子化，我只是渴望相互启蒙，相互推动，彻底敞开我们自己，面向未知的世界，探求卡丘的真理，获得卡丘的快乐，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本人对诗歌流派或诗歌运动并无过多的兴趣，我愿意把卡丘主义看成是一场朋友之间的艺术启蒙。因为我发现时代的焦虑与写作方式的僵化，可以毁灭我们内在的创造力，卡丘主义企图激发大家的激情，解除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文化枷锁。我们提出了“消解无聊与无知，抵达认知与有趣”这样的宣言，“有趣原则”与“消解原则”是卡丘主义的核心思想。
我曾与从上世纪80年代就在海外知名的“新历史小组”的艺术家解读卡丘主义，任戬、周细平、张先冰他们对卡丘主义的主张完全认同。前几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一场新历史小组的画展中，我发现新历史小组提出了“抹平”的概念，与卡丘主义的“消解原则”殊途同归。直到年底，朱鹰与党争操刀拍摄了卡丘主义的后现代电影《美元是张纸》，企图消解金融危机后人的焦灼感与无聊感。我认为当下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焦灼与无聊，“卡丘主义”即是主张一种与焦灼感、无聊感相反的状态，即认知与有趣的状态。
←周瑟瑟，年在武汉展览馆斗牛比赛现场采访一位歌星时所拍。
张后：任何一种文学评论实际上对于具体文本来说都是隔靴搔痒，但是我相信我目前所作所为并不是这种无用功，我的目的很单纯，尽量探寻诗人及创作真谛，尽量了解和挖掘诗人生活背景，希翼从中和大家一同有所体悟，因此我十分想知道你除了创作之余你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比如钓鱼啊，打球啊，诸如此类的……跟文学不沾边的那一类活动？
周瑟瑟：你的访谈当然是有意义的，你的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留下来就是一部文学田野调查史。我本来不想接受你的访谈的，时过境迁，我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又愿意接受你的访谈了。所以，这篇访谈时间跨度很大，你前后提了两次问题了，那些人的访谈都发出来了，我才开始答，这完全是我的原因，一直在拖延。在此我要向你道歉，这是我的不对，请你原谅。
我曾经跑步了一段时间，有点学村上春树，他喜欢跑步。你是问业余运动？不只是运动，后来我迷上影像，做纪录片导演，看国外那种过去年代的艺术实验片与先锋纪录片，我还喜欢散步，喜欢把几个屋子的书搬来搬去，也很有趣，累得气喘吁吁也常做这等趣事，我也爱做菜，爱在家里喝一点，爱玩石头，这算不算与文学无关呀？
↑年北京香黛宫，龚航宇♂摄
张后：我最早读你的诗是在年9月份的《诗歌报月刊》“校园诗人专号”上，我现在还保留着这本杂志，据说现在这期杂志增值了，元都不卖，登在这期杂志上的校园写诗的人，有许多都是当今的著名的诗人了，比如李浔，比如杨然，比如欧阳江河……欧阳江河的诗以马为题，他写道“天空下面孤独的过往者，为什么马会在他们眼里成为泪水？”巧合的是，你诗歌的名字也是与马有关的，叫《和一匹马相处》，你自己还记得这首诗吗？“思想的缰绳系在心上/谁想驯服我/谁就是主人/谁就是马的一部分……”去年我看见你在坝上草原骑马的相片，我不由又想起这首诗，我很好奇你青春时代的诗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还有谁和你保持着诗歌联系？
周瑟瑟：你提起这首诗我才想起，《和一匹马相处》是那个年代青春、梦想与技艺的产物，在我的作品中应归入青春诗歌行列了，现在再读就太简单了，太理想化了。我的很多诗都遗失了，如果你那里有就帮我保存。
从小开始我一直保持写作的生活习惯，没有中断过。青春年少时我一头长发，留到肩膀以下，着牛仔服，还留胡须，对诗歌写作比较虔诚。就是饿着肚子也要买一大堆书回来，那时我读哲学书比文学书多，后来读长篇小说比诗多。喜欢喝酒，在街边的小酒馆里一天也不停地喝。要找我就到那些酒馆里来找，一次几位诗人朋友顺着那条街一家家找，终于找到我，我当场给他们中的一位诗写得最好的写了来字的评点。
现在我与邱华栋、洪烛、汤松波、海啸、段华、张华夏、段钢、毛梦溪、周艺文等少年时代的朋友保持经常性的聚会，这两年我似乎不参加北京的诗歌活动与聚会了，这一点你也许早就发现了，但我们那帮少年时结下深厚友情的诗人朋友却经常聚。因为那些兄弟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在一起自由自在，也不必装逼，不必装谁比谁更高贵，谁穿什么样的内裤我们都知道，痛苦或幸福可以真正分享。但好朋友是无止尽的，一些朋友淡忘了，失去了联系，甚至会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成为彼此的敌人也很难说，但又有新朋友加入进来，都很自然。
周瑟瑟（左），张先冰（右），年武汉东湖
张后：文坛对你的争议和评价甚多，你如何评价你自己在当代文学群体当中的地位呢？我指的是诗歌领域？在这里我们只谈诗歌，不谈小说，虽然你在小说方面也同样成绩斐然，但我乐意相信李建春评价你的话，他说你在小说里摆出的是“假面孔”，只有诗中的你，才是真的，在我和你的接触我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点，诗歌中的你才是真正的你，你很性情中人，你有很纯真的一面，有时像个大男孩，和我一样，有时很容易受伤，你是吗？
周瑟瑟：要对自己的所谓地位做出评价，似乎很难。这要别人来评价才妥当。我只是认为我一直在写，写得好不好我心中自有一杆秤。我认为我很重要，可能别人认为你根本就不重要。我认为我写得很棒，可能别人认为你写得很差，反之亦然。其实我并不在意别人或高或低的评价，说到底写作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我不与别人较劲。都是大人了，还那么虚荣就没有必要了。
你说的对，我是个性情中人，但我似乎反应并不敏锐，我对外界的东西一直保持警惕，所以你说的易受伤不太确切。我现在变得刀枪不入，不是我吹牛，我还是经历过一些事的，我自认为内心坚实，不是一个小毛孩或老小孩能搬得动的。
↑年在金山岭长城上左卧夫、中张后、右周瑟瑟
张后：我认真的阅读了你送我的两本你不同时期的诗集《17年——周瑟瑟诗选》、《卡丘卡丘》，以我个人的审美角度和倾向，我更喜欢你的《17年——周瑟瑟诗选》中的诗歌，这时期你的诗总体上来说，比较清丽可人，属白描阶段，譬如这首《大风》：
云朵退到灰暗的湖上
夜空里留下我无力的叹息
要解开隐痛之迷，就必须让邻家的小翠穿上睡衣
把大风从村东送到村西
村里的月光白花花的一片
我看见云朵把大风压得更低
而等到年左右时期，你的诗风骤然大变，变得令人目不暇接起来，譬如《卡丘卡丘》中的《中关村的乌鸦》、《鬼故事》、《淑女是什么》、《鬼迷心窍》等等，韩宗宝在谈到你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时，这样评论到：“周瑟瑟已经完全作别了优伤和抒情，他一反早期的唯美、纯情、优雅的炼金术式写作，他重新开拓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歌语境……”我认为韩宗宝的评论是中恳的……你怎样看待韩宗宝对你的评论？
周瑟瑟：韩宗宝是老朋友了，那时他在天涯诗会做版主，我那一两年常在那里贴诗，他对我那两年的创作比较了解。他的评价比较准确，我认同。但这是他很早的评价了。
你这种喜好，很多人都有。认为我早期的诗好读，抒情性很强，有经典句子，但后来变得狰狞了，诗中多有崎岖，并且冲突的厉害，并且不再优美了，多了审丑意识了。我想这是一种必然，我相信以后还会更加狰狞，因为现实与时代在变得可怖与狰狞。人总要面对新的现实。
这几年有不下60篇评论，关于我的创作，但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你所喜欢的那些作品，对我的近作评论的较少。北野写过一篇评论我近作的评论，很有胆识，因为那样的作品现在还存在忌讳，不知你读到没有？我写的《我来到我的墓前》、《访林昭墓》、《镣铐》、《酷似凶手》、《早餐时写下的供词》等诗作，我建议你要看一下，我的新浪博客与诗生活专栏上都贴了的。有些剌眼，有些不一样的写法，其实我写得更加的简单了，但内在的力量可能会让人窒息，面对民族的命运与现实的残酷，我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管我的声音能否传达到良知的耳朵，我还是发出来了，这不是尖声哭叫，更多时候是呜咽，有时也像一只乌鸦在大笑，忘我地大笑。
←周瑟瑟在《诗歌排行榜》发行会上。.张后♂摄
张后：我十分有幸也是你卡丘中的主要成员，但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如你是真正意义上的卡丘分子，坚实的卡丘分子就是你，你体现着卡丘主义的精神，“在严肃中嬉戏，在嬉戏中警世”，“将无聊变成有聊，将无趣化解成有趣”，达到“卡丘的彼岸”，获得“卡丘的快乐”……沈浩波在南方一次诗会上称“下半身”是诗歌流派中最后一个流派。卡丘是一个开明宗义的文学流派，它不仅仅是诗歌上的流派，而且是艺术上的，你怎么认为？
周瑟瑟：卡丘更多的是一种启蒙，是当下与现实与时代发生紧密关系的艺术观念之一，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我本人也只是其中一分子，众多朋友与艺术家们才是坚定的卡丘分子，这是事实，我最近与模特、演员于娜谈到她搞的“湖莱一派”乐队，认为她们主张的“湖莱精神”就是彻底的卡丘主义，只是于娜她们用了另外一个词“湖莱”。
其实沈浩波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自“下半身”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流派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也再没有一个流派有那么直接与强大的颠覆性，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卡丘是一种观念，与诗歌的关系不那么紧密，更多的是与时代，与艺术观念站在一起。我不认为诗歌流派是可以策划的，其实“下半身”是中国诗歌到了一个关键点，要产生这样的诗歌，要冒出这样的诗人，要与旧的诗歌决裂，是很自然而然的事。
卡丘的出现也确实带有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观念艺术”的后遗症，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武汉“新历史小组”在一起，不可不打上了“政治波普”的印记。我承认，我对诗歌的思考少于对艺术的思考，卡丘正如你所说的那样，是针对艺术的，而不仅仅是针对诗歌的，但因为出了《卡丘诗刊》，大家误以为就是单纯的一个诗歌流派，我在很多时候是做过解释的。我想历史总是在误解中生成，我也不必澄清了。
↑周瑟瑟年在安徽泾县桃花潭厚岸学校三年级教室，黄明祥摄
张后：年有人抛出“文学死了”的话题时，我见识到了你为人为文的铮铮风骨的一面，现代文学馆那次会议只有你一个人不畏“强权”，敢于站出来猛烈驳斥“谬论”，那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批评，火药味十足，整个会场空气都凝结了，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想必他们也没有料到会有人这样站出来当面驳斥。那真得需要一定的勇气和真才实学才行，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荡气回肠，如果明天有人又跳出来说“诗歌死了”，你以诗人的身份将怎么样进行悍卫？
周瑟瑟：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那只是朋友间的一次调侃罢了。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那事成了历史了，现在回头来看还是蛮有味的。文学争鸣只有过了多年后来反省，发现都是可以通过时间“消解”的。一些问题在当时很有意义，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原来是毫无意义的，不值得争论的，更不必用过激的言词去评说它。有时保持沉默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想现在时过境迁，再也不会有人来指出“诗歌死了”，这类话题也不会有当年那样的反响了，因为当年博客很火，新浪博客需要话题，很容易就受到网络媒体与平面媒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