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个人的死，首先从聊一个神的生开始。

就像聊一个人的生，必须从聊一个神的死开始。

年3月8日，马克斯·冯·叙多夫，一位面庞瘦削的瑞典金发男演员，去了天国。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古董”，关于他的黑白影像，都是由“艺术闷片专业户”之一的英格玛·伯格曼记录完成。

同时，他又经常在现代商业片中露脸。《驱魔人》中的神父，《少数派报告》中的局长，以及《权力的游戏》中高深莫测的三眼乌鸦。

5年前，影评人拉弗蒂在《大西洋》周刊中评价他是“当今在世的最伟大的演员”，这可不是对老演员殊途同归的廉价性评语，而是对他影坛生涯的褒奖：

他来自残留于念想中的过去，并驻足在华灯初上的现在。在与死神的交汇中，奔向无意义的未来。

相比于他的一生，我更想聊聊其塑造的角色中尤为突出的一组矛盾：

关于生命的虚无以及神性的伟岸

而在详谈逝者之前，我们需要回到19世纪的德国，说说另一个神的诞生——尼采

《快乐的哲学》第三卷，“疯神”大呼：

“一切神都腐烂了！上帝死了！上帝殉难了！我们已杀死了他！作为最大的谋杀犯，我们将如何宽慰自己？”

关于这场“神圣上帝死亡事件”，疯子给出了两个猜想：

一是像所有神那样，上帝圆寂于一种自然死亡；

另一个是将其解释成一桩谋杀案，它源于自由痛苦的人对“良心”“道德标准”所产生的质疑与逆反心理。

在尼采的假定中，人分两种：

对安全、舒适的身体体验与生活经历产生排斥的强者，以及对强者颇有畏惧之心的弱者。

于是，神出现了，成为残缺者的温床，以限定将成为“超人”的人能够变得更强的权力。

在弱者心中，对于海洋、天空的探索是不必要的，人们只需活在原罪的束缚下，被“良心”牵制住脚步。

当科技探索了老实人知识圈外的世界，自由主义宣扬了传统理性权威的死亡。腐化的、教条的伪道德，禁锢脚步的无望言辞，与上帝一道，消散在人世间。

可是这种关于解放自由的宣告，并没有带来精神上的丰裕。

所谓禁锢之墙的坍塌，仅仅是坍塌而已，好的不好的，都填补在沟壑的泥沼中。

偶像的建构延续不了我们的希望，虚无的参透也不过是另一段苦痛的开始。生之意义为何？

可能是因为伯格曼有许多宗教寓言类的电影，冯·叙多夫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多次展现了这一矛盾。

生命本就虚无，但当看到虚无，我们真的就能完全解脱吗？

先来看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瘟疫蔓延，十字军东征归来的骑士与他的随从一路翻山越岭，在目睹瘟疫下人们的惨状后，于死神的步步紧逼中，显露着内心的恐惧与生的意义。

冯·叙多夫饰演的骑士英勇善战，精明的他以自己的才智，通过下棋延缓了死亡的期限。

但最终，骑士还是败在了死神的手里，倒不是因为他向假装成牧师的死神透露了自己的棋盘计划，而是：

向上帝祷告这一行为本身，便是凡人向神的一次妥协。

起先在教堂祷告时，骑士说：

“出于恐惧我们制造出一个偶像，起名为上帝。我穷极一生，都在徒劳地漂泊与追寻，与人进行无意义的交谈。”

骑士明白虚无的意义，希望能通过从死神那得来的时间，拯救一些人，做有意义的事。

但当走过人性的荒原，看过鞭打自己、摧残同胞的人，以及面对被烧死的女人而无力回天时，骑士开始寄希望于明知不存在的上帝。

当虚无进入死胡同，偶像的建立必不可少。

但在心中构建一个上帝，真的就如尼采所言那样糟糕吗？

一开始本就没有什么上帝，都是人自己心中所想而已。正是因为这份信仰，人活在世界上。

虽说都是人的自信使然，可正是这种假借别人得来的自信，成了使人类变得强大的动因，指引着我们前行。

反而在神谕的转向与人类内心的怀疑后，我们失去了抵御死亡的战袍与意志，麦克白便是一个典型。

女巫预言麦克白将成为国王，没有一个妇人生下的孩子可以伤害他，除非勃南的树林向邓西嫩高山移动。

于是，在符合自己潜意识里弑君篡位的想法后，麦克白登上王位，孤身一人，在起义军阵中大杀特杀。

但当剖腹产的王子被视为预言中的“未由女人生下的孩子”，当军队以树木为掩护向高山进发，麦克白畏惧起上苍，卸下阵来。

很多人在解读女巫的预言时，认为这些不过是麦克白潜意识的外化，也就是说神所谓的成败源自麦克白内心的游移，即一种不彻底的恶。

当所谓的假象变得真实，神的“谎言”反噬了篡权者的自信。

为什么说《麦克白》是性格悲剧的典范，其原因不仅是恻隐之心对野心的掩盖，还在于：

无论是战无不胜的预兆，还是节节败退的颓靡，麦克白终究是为自己的自信与畏惧买了单。

所谓成功，都是自己补足于自身的信仰与幻想；所谓失败，也是自己未能贯彻下去的决心。

可当你想完全沉浸在神的庇护下时，虚无又如轻烟般升起。

《处女泉》中的冯·叙多夫以复仇之父的形象示人。

亲生女儿在森林中惨遭牧羊人奸污，之后三人寄宿父亲家中，在老人得知真相后被杀。

但他为什么还是痛苦？因为自己在这世间犯下的罪孽，又让他摆脱不了虚无的横风。

他的仇恨有“迁怒”的成分在其中，三个牧羊人中有一个小男孩，他是没有奸污少女的，但父亲还是对他下了手。

另外，对于自己的养女，父亲也行使过奸污的罪名，使养女怀有自己的孩子。

在片中，父亲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现身，这也暗含对上帝的隐喻。

最终，神行使了不义之举，自身感到虚空。

在亲手种下的伊甸树边，老父却要亲自将它拔出。兜兜转转，我们否定的只有自身而已。

你想弄清本真，可无论是行复仇之心，还是以道德惩戒奸污者，到头来都是自讨苦吃。

复仇也是人自己创造出的神，但复仇本身给不了任何快感与解脱。

朴赞郁的复仇三部曲，每一个故事都是以“仇家死去”收场，但其中过程，又痛心疾首。

《我要复仇》中的父亲，杀了聋哑青年，可无论是肉身还是内心，都未能得到平复。

《老男孩》中的父亲，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不光成了不伦人，还为当年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

《亲切的金子》中的女人，利用别人去完成自己的愿望，仍旧得不到内心的救赎。

做自己吧，却又需要别人作为见证者在一旁观看。

就像爱情，总觉得它是绝对自发的冲动，像射线，自主地射向远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情爱现象学》一书中，关于“爱”的讨论无时无刻不被一个定义束缚：

我需要他者从别处来爱我。

哪怕是“柏拉图式的爱情”，那个对方仍是需要存在的。

爱的产生并非完全自发，而是通过呼唤另一个对象，激起我们心中的向往。

这个世界还需不需要神？还需不需要信仰？

尼采带来了一个看似自由的世界，但同时，文明的产生也的确需要有一个信仰存在，引领着大家。

近期，《十三邀》嘉宾许倬云，就讨论了虚无与偶像的矛盾。

拿四大名著举例：

水泊梁山本就是一个理想国，结果宋江用招安断送了神迹；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需要通过无定河否定肉身，最终只换得无字天书；

桃园三兄弟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经历风风雨雨，最终因各自的情义走上穷途末路。

“所有的追寻、理想、义气、欲望，到了最后只是虚空。”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在任何神明、偶像的面前，得到的只不过是理想的幻灭。

但这能说我们就此便不需要高高在上的神明，完全接受内心的虚无了吗？

当然不是。

许倬云在谈到当代欧美社会的发展时，他提到因宗教关系的衰弱，社会的不平等也在不断加强。

“平等，分掠夺的战果，勇武进取，这些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欧美世界的原动力，是支撑他们的信仰，使得欧美在最近五百年独霸世界。

但现在神死了，神被扬弃了，本来团结在一起的族群聚合，都因都市化的局面而散开。

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无所适从。”

对此，冯·叙多夫的另一部电影《特别响，非常近》又是对该观点的回应。

关于美国之神的跌落，有一个重要事件，。

在《特别响，非常近》中，冯·叙多夫扮演的老人，在灾难发生后，帮助少年填补了空缺的精神之父。

当飞机撞向双子塔，关于美国梦的信念便宣告结束，象征通往神路的巴别再次坍塌。

老者的设定是个失语者，他既是对神之信仰的抱憾，又对来自上苍的毁灭发出沉默的震惊。

不过还是要坚信：钥匙会找到，失语的人也能通过文字与人沟通。

电影《美国众神》就给观众营造了一个剑拔弩张的神权交替的时代：

旧时代的神需要面对来自新时代之神的威胁。然而事实不是新神取代了老神，而是人的信仰从之前的旧神变成了如今的新神。

没有人在战斗伊始大喊阿瑞斯的名姓，也不会在收成不好的时候祈祷农业女神的青睐。

“人总是为虚构出来的东西而争吵。”但这种争吵又是必要的。

我们现代的人总喜欢说：上帝已死，我心为主。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神。

但这句话是否真的能够安抚空虚的心，或者说让只有自己存在的世界多姿多彩，永不寂寞？

我们需要来自他人的注视，需要一个信念浇灌心中的荒芜，可又在过度的束缚中烦躁不安。

我们需不需要一个神？绝对自由带来的是不是对自我本心的关照，还是不断赶时髦后的茫然失措？

希望行走在人世间的你我，能在衡量信仰与虚无的天秤上，找到保持平衡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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