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二、三事
原农业部副部长石山
一、钱老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我国农业
年春，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从事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注1），不久，钱老托人转告我这样一段话：“农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如果不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出一个规划，按规划实施，谁来指挥都是瞎指挥。”这话十分友善,但份量却极重。
我立即向李昌报告，他说“这个意见好，办培训班，请他派人来讲课。”
当时培训班授课对象是五县四所（见注1）有关人员，农业系统的一些技术干部听到消息也跑来参加，科学院的态度是，“来者欢迎。”钱老派了两位副教授来授课，连办数期。办班后，这5个县便按照刚刚学到手的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和编制各县的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批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编制经济发展规划的县。
在五县搞规划过程中，我们到湖南桃源县考察，有意思的是，起初那两位搞系统工程的副教授认为，“农业比较有规律，半部系统论就能解决问题”。当这两位脚踏实地考察山区时，一看到海拔高度不同植物分布差别很大的现实时连呼“太复杂了”，偏巧下山又赶上一场冰雹，转眼间什么都变了，他们立即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农业变动因子太多，其二，接口无定型，总结论是：农业太复杂了，我们的系统论实在不能完全解决农业问题。他们的思想变化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由此开端，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在农业系统推广。许多地方自己办班，主动请两位副教授去讲课，他们始终有求必应。后来的生态农业县建设活动，各县也用此方法搞发展规划。这类县最多时达多个，我于年冬离开科学院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顾问，仍继续关心这项工作，但没有经费支持了。由于山东搞的很突出，我们找到省委书记梁步庭请他帮助推动，具体要求是，给20万元，资助出版一套“农业系统工程丛书”，在山东农业干部学院成立农业系统工程系，我们把这称为：20万元，一套书，一个系，把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推广到更多县市。他全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丛书按时出版，成为许多培训班的教材，它把系统工程与农业技术完全结合起来。
后来钱老见到我说，把系统工程运用到农业上，你们立了一功。其实该说，是钱老的真知灼见和积极推动促成的。
还有一事也该一提，在用系统工程搞规划时，大家都感到，我们讲农业八字宪法，后来加上气（象）、微（生物）二字，称为农业十字宪法，实际上还是十字各自为政，如何组装起来协同行动的问题并未解决，全凭执行人员的自我主张，各人理解不同，做法也就千差万别。当我们接触到钱老提倡的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后，农业建设的方法论应该能够从十字各自为政的单因子论提升到系统论的阶段，应该发生一个质的变化，我们目前的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二、钱老对振兴草业情有独钟
作为一位与农业并无关系的物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间，钱老就我国的草原牧区建设、草业振兴给有关人员、机构、直至国务院领导写的信函、建议收集整理出来的就有42次之多，我们一些终生从事农业工作的人都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和执著精神。
更重要的是这些信函、建议中所体现的见识和魄力。
年初，谈到任继周教授、杨显东副部长关于草原破坏，再不抢救，就是罪过时，钱老认为“在我国要把草业搞起来，就得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他给国务院领导写信，“问题最严重的是43亿亩草原和大约2亿亩沿海盐碱草滩，…这45亿亩年产值才几十亿！但…搞好了，真正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年产值可以达到几千亿人民币！…建议国务院考虑设国家草业局，专管草原及草滩。”钱老预言“将来到二十一世纪，国家会有草业部”。20年过去了，我们的草业建设仍裹足不前，回头再看钱老搞大草业、设立专门机构的思路，实在值得深思，到底能不能下决心设立专门机构大搞草业，还有几个20年容我们犹豫不决，群众又能等我们多久呢？
钱老在《内部参考》上看到有人说我国人民吃肉不能靠草原，因为近30年草原畜牧太困难，不如在农区搞肉。钱老说“说这种话的人是目光短浅，…草原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吗？”草原毁坏了，就龟缩回农区，这算什么思维，农区再被加速毁坏，人还能退到哪？钱老主张靠现代科学技术重建草原。一个搞物理的科学家，看到这样一条并不起眼的议论，都会联系到我国草原建设，他的信息量、科学家特有的视角、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令我惊叹和钦佩。
钱老常说自己对农林牧专业不在行，提出农业系统工程、草原系统工程、林业系统工程都是外行人的呼吁，算不了什么，要有行家实干，才能有效果。但钱老这个外行人的呼吁，有农林草协调发展的大农业思路，有放眼草原、滩涂、山区、农区在亿亩上搞好大农业的胆识，有探讨遵循系统内在规律的智慧。问题在于，我们这些“行家里手”听到这种“外行人”极为“在行”的呼吁，又何所思，何所为呢?
我在前几年曾诌了首打油诗，以抒发自己的心情：
引种牧草思汉武，（注2）
创建草业赖钱公，
灌丛草地新思路，
草原定将振雄风。
可惜，钱老有生之年只见到一年凶悍过一年的“沙尘暴”，却没能看到新的“草原雄风”。
三、谈到黄土高原治理时，他立即想到一位学者的28字诀
黄土高原怎么治理，钱老很有想法，他认为西部开发不能用东中部的方法，西部要搞林业、草业、沙业，不能搞粮食。讲到黄土高原治理他就想起了朱显谟院士的“28字诀”。年，钱老看到《科学导报》杂志有一个时期常刊登水土保持方面的文章，在给杂志负责人的回信中，钱老提议“可否向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水利部的水土保持研究所朱显谟院士约稿？因为朱显谟院士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的‘28字方略’即‘全部降水就地入渗拦蓄，米粮下川上塬，林果下沟上岔，草灌上坡下坬’”。
我非常吃惊钱老不仅知道朱老有个28字诀，还能详细写出这28个字，更让我震惊的是钱老不说那是“28字诀”，而尊称那是“28字方略”。
朱老一生研究黄土高原，把自己毕生研究、实践所得浓缩成28个字，朱老自称那是“28字诀”。上个世纪末，朱老曾向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当面讲解了“28字诀”，并得到肯定和表扬。可惜，讲过之后，没有发挥作用，一生心血，又符合自然规律的论点，就是不能进入决策，成为国家治理黄土高原的方略。
钱老慧眼识得真金，疾呼国家应采用、实施那“28字方略”，但钱老关于草业的呼吁、关于大农业的呼吁…还不是和朱老“28字诀”的命运一样，念及此，令人想起“读书人一声长叹”的诗句。
朱老的28字方略，对整个山区建设有普遍意义，不仅黄土高原要这样做，所有山区都应该这样做，只有蓄水自用，山区的林业和草业才能发展，畜牧业和经济林才能发展，相应的加工业才能发展，山区人民也就富起来了。
朱老的蓄水自用思想，又引出我国水利建设的新思路，引起水利思想的大改革，特别是北方，南方水多，山区蓄些水，不影响下游用水。
北方山区蓄水自用，北方的沿海城市和黄河、海河、辽河平原用水怎么办？这些地方的地下水再不能继续抽了，地下漏斗区已十分严重，这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做法。不仅不能继续，还得还债。
唯一的办法就是大搞海水淡化，国际上海水淡化早已商业化了，每天海水淡化量已达多万方，我们仅几万方，太落后了。根本原因是政策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南水北调是国家投资，大家伸手向国家要水，不管成本如何高。只有国家投资搞海水淡化，沿海城市伸手要水的情况才会改变。
海水淡化应该是一项国家级的大工程，又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搞海水淡化，可以解决沿海城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问题，与制盐业结合可以腾出几十万亩盐田，沿海大量的盐碱地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回灌三大平原的地下漏斗，使三大平原的地下水位得以逐渐恢复，成为可永续发展的农业生产基地，可见，海水淡化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效果是巨大的，对于富民强国与和平崛起也具有战略意义。这项工作应该早日决策并行动起来。
注1：年春，李昌找到江一真：“我要搞农业现代化实验县，你给找几个人”，江推荐我去。这样，我就被调到科学院。
科学院当时确定5个实验县：湖南桃源（学大寨先进县），成立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河北栾城（大寨县），成立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黑龙江海伦（一般县），成立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负责；宁夏自治区固原（贫困县）、盐池（贫困县），收回已下放的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负责两县的实验工作。这就是所说的五县四所。科学院的这个农业现代化实验研究布局气魄很大，东南、西北、东北、华北、平原、山区、干旱、半干旱、农区、半农半牧区、先进县、一般县、贫困县都包括了，这样搞出来的经验才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最初，科学院由已有的支农办公室负责农业现代化实验县工作，我去后接任主任；年改为农业现代化研究委员会，我任主任（有个材料说我是副主任，搞错了，有档案可查，顺便更正一下）。
注2：汉武帝引进血汗宝马，称为天马，天马只吃紫花苜蓿，汉武帝遂引种紫花苜蓿，先是皇家种，后来百姓也种，并引入农业轮作系统，直到解放前西北地区普遍实行这种耕作制度。秦川牛、关中驴皆因吃紫花苜蓿而成为优良品种。
（本文由石山口述，石小玉执笔）
石山，原名靳吉甫，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30年代的重庆，正当学生时代的石山同志，他与千千万万共和国功勋一样，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
原中央大学随国民政府迁移重庆沙坪坝，时任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新中国建立后，石山同志任新中国副总理谭震林的一秘。后分别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正部级）常务副主任、国务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钱学森与农业及第六次产业革命
钱学森重视草业，归因于其科学的头脑和战略家的敏锐洞察力。年秋，胡耀邦同志提出在甘肃省等西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首先种草种树。这个号召给他很大启发，他说：“这使我认识到，在农业和林业之外，还有一个草业，我国草原面积是农田面积的三倍多，约有43亿亩，怎么能忽视草业呢？纵观世界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主的西方现代化国家无不以草业为重要基础产业。”年6月，钱学森在《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发展中国草业的重要性、描绘了草业的广阔前景，并特别指出：“内蒙古有13亿亩草原，如果下决心抓草业，可是件大事。”这是他在国内外首次正式提出“草业”一词。“他是中国草业科学的创始人，是他最早提出了这门学科，为中国草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任继周院士这样评价。“草业”一词不仅在我国，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原本也是没有的。
8年1月19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看望钱学森院士时，特别提到了钱老的这一理论建树。胡主席拉着钱老的手说：“钱老，您的科学建树很多，我举两个例子。一是系统工程理论；二是沙产业理论设想。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的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钱老，您的沙产业设想正在鄂尔多斯变成现实。
历史拉回到33年前,北京......
年12月23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国农学界的知识精英齐集一堂，中国农科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正在进行。正是在这次学术会议上，火箭专家钱学森发表了一篇令农业专家为之一振的论文——《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钱学森提出了人类历史已经历了五次产业革命，分别是：农牧业的出现和兴起、商品交换的出现、大工业生产的兴起、国家乃至跨国大生产体系建立、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即高度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农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将极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消除城乡间、工农间及体力与脑力间的三大差别。
早在20世纪末，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建议中就曾讲道：“在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自发地走向农业产业化；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创新、产业化进程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现代化建设应走知识密集型道路
发布时间：年12月29日
信息来源：农民日报
本报记者徐恒杰见习记者董文龙
年12月23日，“纪念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发表30周年暨践行交流会”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河西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以及相关地方政府官员、相关农业企业负责人等余人参会。会议围绕钱学森提出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及我国相关地区发展农、林、草、海、沙产业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钱学森在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中提出的发展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建立知识密集型农业是推动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大会同时呼吁国内加强对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的宣传研究及实践应用。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恕回顾和阐述了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提出的背景及科学内含，并结合我国发展沙产业的实践经验，探讨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对沙产业发展的指导作用。刘恕在发言中介绍，年，钱学森提出了人类历史已经历了五次产业革命，分别是：农牧业的出现和兴起、商品交换的出现、大工业生产的兴起、国家乃至跨国大生产体系建立、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产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即高度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农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将极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消除城乡间、工农间及体力与脑力间的三大差别。就我国沙产业发展情况，刘恕指出，钱学森第一次提出了沙产业这一概念，并指出沙产业是以阳光为直接能源，靠植物光合作用进行商品生产的体系，这一思想对开发沙漠资源，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毓堂结合我国农业发展困境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阐释了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对我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启发意义，同时呼吁加强对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的宣传研究和实践应用。李毓堂指出，我国农业发展中，由于过度依靠化肥、农药等，造成农村土壤、环境污染，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我国现在的城镇化道路中也存在城市用地不足、城市建设、进城农民生活保障等问题。而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主张在农村就地发展农工商一体化新兴产业，发展一二三产联营，创农兴乡，达到消除城乡差别的目的，这是解决我国三农及城镇化发展问题的一把钥匙。李毓堂表示，国内对于钱学森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的宣传认识存在不全面、不合理等现象，呼吁通过全面研究钱学森文献，培养专门人才、多学科交叉践行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等方式，加强对其宣传研究和实践应用。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防治沙漠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胡跃高教授阐述了常规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的困境，指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胡跃高指出在常规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具有经济先发优势，但存在城乡矛盾尖锐化等根本性缺陷；日韩等国家多处于经济后发位置，但这些国家农业基本丧失能力，城市占据压倒性优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迟发状态，农业陷于苦苦挣扎状态。中国农业处于三者中间状态，常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适合中国，而钱学森在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中提出的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最大限度地拓展农业地理空间、从系统论角度平衡和解决三农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等思想，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值得借鉴的重要思想。
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政协主席韩林润就践行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打造内蒙古沙草产业绿色经济板块在阿拉善右旗的实践经验及理论思考做了发言讨论。他指出，发展沙草产业必须坚持四个方向：一是生态优先战略导向，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和人工增绿效应；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强化物种选择、生产力要素和科技支撑；三是强化农业政策支持和组织化推动，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积极性；四是坚持多元化战略，打造品牌，发展关联产业。他同时指出，发展沙草产业未来要注意的几点问题，包括保护与开发并重、眼光要放长远、基础与系统工程相结合、效益回报上要统筹兼顾，实现生态效益、富民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在大会专题发言中，与会专家学者、相关地区政府官员及农业企业负责人分别就学习和践行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以及我国相关地区发展沙草产业、盐湖农业、海产业、咸水农业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交流探讨。本次大会还对生物氮肥工程技术、宏基因组学、CLP型智动载体等先进农业科技、技术进行了交流探讨。
大会组委会还就研究宣传及在实践中应用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形成了倡议书。倡议书呼吁的主要内容为，建议党和国家将钱学森产业革命理论列为国策、加强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的学习与宣传、每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启动相关人才培养计划、研究制定相关发展规划、建立试验示范区以及全民动员参与第六次产业革命建设等。
纪念钱学森归国6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鄂尔多斯召开年10月20日-21日，纪念钱学森归国6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召开。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以“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创新思想及其实现价值”为主题作主旨报告。
刘恕主席首先围绕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本质特征，农业型知识密集的沙产业基本特征以及20年治沙实践的理论价值等问题作了详细介绍，她强调，第六次产业革命是一个跨学科整合知识的广阔空间，我们要努力探索、实践创建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这不仅是创新的农业技术革命时代的需求，更是对一位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刘恕主席指出，沙产业理论为沙漠地区开发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抉择，为人类开辟了新的生存发展空间，沙产业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对提高人类福祉和保护生态环境双赢目标具有完善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夏日，阿拉善盟盟长冯玉臻，甘肃省人大原副主任甘肃省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程有清，中国农科院原党组书记薛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建华，农业部食品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李俊杰，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张卫东等领导参与会议。
会上，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夏日介绍了钱学森的卓越成就，钱学森治沙治草产业理论的思想以及恩格贝践行沙草产业的方式和成果。甘肃省人大原副主任、甘肃省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程有清在肯定内蒙古治沙成就的同时，总结了甘肃省没有形成沙草产业原因，希望能从恩格贝治沙产业中汲取经验，加快甘肃省沙产业的发展。农业部食品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李俊杰围绕“国防食品、青少年食品、孕婴童食品”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未来的生态体系分享经验。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学森长子钱永刚在发言中回顾了父亲回国时的种种艰难情形，对恩格贝沙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指出，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要展望未来，继承钱学森的治沙事业，将钱老的治沙思想发扬光大。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恩格贝，更多的不毛之地会变成绿洲，变成良田。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曾是内蒙古自治区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全市面积8.7万平方公里，防沙治沙是鄂尔多斯市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
年钱学森通过多种途径关心、 农业型的产业，是什么意思？创建一种生产人们生活必需的粮、棉、油、肉、蛋、奶，果、菜、茶，丝、胶、药等绿色有机产品的新模式，而且还可以在“重构中国绿色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钱学森认为：人改造客观世界在技术上有大的进步、大的变革，叫技术革命；人认识客观事物进程有飞跃的时候，这个叫科学革命”；
“有了科学革命、有了技术革命，最后它直接作用到生产，就会引起生产关系、生产结构的变化。当这种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有了飞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产业革命”。
钱学森提出：全球五次产业革命将发生在互联网高科技！即实现了科学革命、又实现的技术革命，接下来就是产业革命，而产业革命，一定是在中国发生，21世纪将要出现全球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大农业化引爆的全球产业革命，中国成为世界大国。
钱老为了传播“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首先从宣传和树立“沙产业”理念抓起，因为不保护土地一切努力白费：沙棘防沙护林，沙棘是全球唯一经济型防沙植物。
年10月12日，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老写信给刚刚调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沙漠治理专家刘恕同志，要求她写一篇“中国沙业产业报告”，年2月17，在刘恕的亲自策划和组织、时任《人民日报》科教部科技组组长谢联辉的密切配合下，在《人民日报》上隆重推出了《建立沙产业的思考——钱学森致刘恕信件摘录》，并开办“治沙工程与沙业展望”栏目。
年12月6日，钱老邀请刘恕、董智勇、谢联辉以及涂元季（钱老秘书）朱雪芬（刘恕秘书）一起到办公室座谈。钱老在座谈时，介绍了自己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构想”，同时指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森林少，土地沙漠化”。
钱学森预言：中国在21世纪必将迎来“第六次产革命”
钱学森还预言：第五次产业革命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方式、推动思维科学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而这是一次旨在“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产业革命。
第五次产业革命叠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主要不是发生在大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山村、渔村和边远荒漠地带”。
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科学园地版）发表了记者谢联辉两篇访谈。一篇是钱学森同志从“奋斗一百年建立沙棘产业”、“要有适合机制的组织”、“沙区是新食品原料的开拓地”三个方面，谈《建立新机制发展沙棘产业》的新思想；一篇是刘恕同志谈《跨世纪的沙区开发工程》。接着，刘恕、李建树、田裕钊、谢联辉、徐国昌、申元村署名，于年9月提出了《关于发展沙产业振兴大西北的建议书》，刊登在《人民日报》11月编印的《情况汇编》。
年9月，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听取了刘恕同志有关钱学森沙产业理论的介绍后说：“钱老是大科学家，了不起的科学家，对中国人民有杰出的贡献。钱老思考的事都是大事，是重要的事。”
年11月，宋平同志在甘肃省视察“沙棘产业”示范基地时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沙漠干旱区）优势和劣势，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挥阳光充沛的优势，克服缺水的劣势，积极开发沙产业。
温家宝同志年11月9日在一个文件上批示：“钱学森同志和宋平同志提出，在我国西部戈壁沙漠发展沙棘产业，这些重要的理论和意见值得重视。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办好这件事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社会和生态意义。”
纪念钱学森诞辰周年：一切为了祖国的强大编者按
年是“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钱学森同志诞辰周年。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不仅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在航天事业上取得了伟大成就，而且开创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与国外同行相较，独树一帜，屹立群伦。在年4月24日，我国第一个航天日来临之际，纪念钱学森，从他长期的重大工程实践经验以及多彩的艺术思维中发掘创新的原动力，显得尤为必要。
铸就不朽航天丰碑
有人说，伟人和大师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出一个。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真正是一代宗师。面对国家需求，钱学森历经人生五次重大抉择，留美期间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作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他在航天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他一生所追求的系统工程与总体设计部思想更是推进了人类的科学技术发展。钱学森开创的系统工程“中国学派”，与国外同行相较，独树一帜，屹立群伦。这一切都离不开钱学森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长期的重大工程实践经验以及多彩的艺术思维。今天，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信息社会飞速发展，我们愈加感受到钱学森的哲学思想之光辉，更看到系统工程生命力之强劲。
钱学森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他跨学科地从铁路工程转到航空工程专业；跨地域地从中国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跨专业地从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跨领域地进入火箭、导弹、工程控制等尖端新领域。这些丰富的经历使得他在不断融合、不断转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思想体系，为主持我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航天事业的奋斗过程中，钱学森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他既是规划者，又是实施者；既是领导，又是老师。他带领航天人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塑造了他人生的另一丰碑，也正是中国航天事业为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土壤，正如原航天部所的于景元研究员所说：“钱学森在开创我国航天事业的同时，也开创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与技术。”
钱学森把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兵团作战”的那套办法，沿用到国防工程建设上，又将我们党所独有的民主集中制运用到研制的全过程中，团结所有可以凝聚起来的力量用在“两弹一星”的事业上，最终取得了成功。钱学森意识到搞国防尖端技术，要指挥如此之大的社会劳动，必须成立一个由很多学科配套、专业齐全、具有丰富研制经验的高技术科技队伍组成的部门，为领导提供技术参谋。这个部门就是现在的航天系统总体设计部的雏形，在这里实现了统一领导、两套指挥保障系统相结合的互动灵活管理模式。
年2月，经聂荣臻元帅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成立，钱学森任主任委员。科技委的成立，使党政领导耳聪目明，科学、民主决策有了有效的途径。科技委这一组织形式也一直沿用至今，不仅国防科技工业系统，部队的科研试验单位，连政府部门和公司企业也逐渐建立了这个机构。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钱学森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在对早期航天事业实践深入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与许国志、王寿云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定义了对中国系统工程的早期认识，系统工程开始在中国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发展系统学，在钱学森的亲自倡议和参与下，年起开始在原航天部所开展“系统学讨论班”（已于年在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恢复），开创性地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及其实现形式“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在方法论上的具体体现。讨论班的举办为中国的系统工程发展做出了坚实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系统工程的摇篮”，扛起了中国系统工程的大旗。
系统工程报效国家
钱学森开拓创建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过程，始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与国内外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并着重解决一些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难题。因此，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不仅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深深感到我国“两弹一星”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争光，为民争气，总体设计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在深入研究社会系统的基础上，钱学森结合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总体设计部极为成功的经验，按照系统工程的设计原则，年提出建立国民经济总体设计部的建议，运用系统工程方法，综合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组织专题讨论。虽然这一建议在钱学森生前没能最终实现，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
年6月，钱学森提出利用系统工程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农业型知识密集产业的设想。其主要内涵是“以草原为基础，利用日光，通过生物，创造财富”的产业，是用系统思维、整体观念、科技成果、产业链条、市场运作、文化对接来经营管理沙漠资源，实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把“输血”和“造血”联系起来，开创21世纪的大农业。内蒙古在钱学森这些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甘草、沙棘、肉苁蓉等沙产业系列和绒、肉、乳、药、薯等草产业系列。8年1月19日，胡锦涛同志看望钱学森时说：“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看到那里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生植物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钱老，您的设想已经实现。”
钱学森晚年近30年的研究，将系统工程思想应用到了我国社会系统当中，如军事领域、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等领域。现在，钱学森思想的传承者们已把它推广到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并成为其重要指导思想。
活学善用丰富马哲
钱学森的爱国情、爱民心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科学的真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
钱学森不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也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自己。他认为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钱学森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他认为，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奠定基础以来的一百多年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科学发展的指导地位。他在年发表的《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中就写道：“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要把理论和实际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
钱学森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实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他的科学理论体现着辩证的哲学思维，他的哲学思维又有着深厚的科学底蕴。
他的科学观与方法论不仅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凝聚着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切为了祖国的强大、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幸福。他把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在国务院、中央军委于年10月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上，他讲过一段话：“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且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并强调：“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钱学森精神永放光芒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钱学森高度总结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并指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区别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认为它们之间是网络式、反馈式的关系，将社会发展的规律概括为：“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引起社会形态的飞跃。钱学森关于四种革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及其对社会发展影响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信息社会”等学说相继问世。钱学森认为，这些新事物、新情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分析、概括与总结，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的观念。有全球信息网络、多媒体技术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是“由于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上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世界正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社会，哪个国家也不能闭关自守。”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产生了新型的产业——信息业，这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关系，也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精神生产力。钱学森从电子计算机是解放脑力劳动的工具之角度预言，信息革命将有可能最终导致消灭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差别，而这一预言已经得以实现。
钱学森根据生物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在年提出了“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大农业革命，到21世纪将发展成以动、植物工程、药物和疫苗、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基因重组等的生物工程产业。他认为，大农业革命是由现代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引起，它实质上是以太阳能为能源，利用生物、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畜、禽、菌、药、鱼，加上工、贸等途径，形成新的知识最密集的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大农业，除生产的产品不同外，在生产方式上与工业已无实质上的差别，其发展将可能最终导致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今天来看，钱学森诸多预见性的理论和观点都已经变成现实，他就像穿越时空的巨人，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他的思想对于成就人类之伟大的重要意义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加感受到钱学森智慧的耀眼光芒。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方面的矛盾愈发凸显，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部署，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具体改革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用系统工程思想为“中国号”巨轮保驾护航，将助其行得更稳、更快、更远。
对党无限忠诚，对祖国无比热爱，是钱学森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要素和突出写照。钱学森一生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求学时期，他勤学精进，志在报国，树立航空救国远大理想；留美期间，他潜心钻研，志在兴国，立志学成归国报效；艰难归国，他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两弹一星”伟大事业；步入晚年，他老骥伏枥，志在富国，为人民幸福倾注心智。晚年钱学森曾回忆说：“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
（薛惠锋，作者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钱学森从一个热爱祖国的有志青年，成长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经历了漫长的求索过程。其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1萌芽阶段（年至年）这一时期，钱学森在国内求学。面对国家积贫积弱、民族生存危亡，钱学森很早就树立科技救国的理想。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培育了他对多学科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打下宽厚扎实的知识基础。他较早接触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学说，逐步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期间，钱学森发表了《气船与飞机之比较及气船将来发展之途径》《火箭》等文章，开启了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与实践的起点。
2形成阶段（年至年）这一时期，钱学森在美国学习和工作。他在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深造，并参与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开创了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两门新兴学科，初步形成了系统科学思想。这期间，他撰写发表《喷气推动》《工程与工程科学》《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等著作。其中，《工程控制论》的发表，标志着他的科技创新思想基本形成。
3成熟阶段（年至年）这一时期，钱学森回国担任国防科技战线重要领导职务。他全面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科研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并将系统科学思想运用到重大国防工程的组织实施中，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期间，他发表了《论技术科学》《现代科学技术》《论系统工程》等著作，还在多学科研究发展方面，提出许多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其中，《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的发表，标志着钱学森的科技创新思想进入成熟阶段。
4发展阶段（年至9年）这一时期，钱学森离开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他站在国家建设全局的高度，运用系统科学思想，研究思考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总体设计部”等理论及方法，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深刻见解。这期间，他发表了《关于思维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与系统工程》《论人体科学》《论地理科学》《城市学与山水城市》《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等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与于景元、戴汝为院士合作发表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是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的重大发展。
思想的基本内涵
钱学森的科技创新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精髓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发展主线——科技创新“生命不息，创新不止”是钱学森一生的真实写照。在他从事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中，始终保持创新锐气和探索勇气，由此开辟一个又一个科学研究新领域，取得了大量原创性成果。他与导师冯·卡门共同创立了“卡门—钱公式”，自主开创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学科，创建了系统科学理论，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2核心内容——系统科学钱学森是我国系统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系统科学思想在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被广泛应用到军事、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在农业、林业、沙业等产业都取得重大效益。胡主席8年看望钱学森时指出，钱老的系统工程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
3主体架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理论钱学森运用系统科学思想对人类的知识进行宏观研究，提出了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理论。这是对人类所有知识及其分类的全新概括，深刻揭示了各个部类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必然联系。钱学森的多学科思想，就是在这个理论体系下逐步展开和丰富完善的。
4思想基石——技术科学技术科学是钱学森早年大力倡导的学术思想，也是其科技创新思想的“发源地”。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科学与技术脱节现象，他提出技术科学是改造世界的学问，应当在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他认为，技术科学的实质就是为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同时工程技术的实践又对基础科学的发展提出新问题、新现象、新需求。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不仅为工程技术实践提供了科学观、方法论，也为系统科学、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等科学思想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石。
5基本方法——综合集成钱学森将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和西方近代的还原论方法结合起来，提出了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质是把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统一起来，把各类信息和数据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结合起来，构成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系统，对事物反复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和综合，最终从整体上研究和解决问题，实现1+1＞2的效果。综合集成法的提出，丰富发展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是科学发展史上一场方法论革命，意义重大而深远。
6灵魂支柱——科学精神钱学森是科学精神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坚定实践者。他曾说一辈子有过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第一次是在年回国前夕，他拿着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去向导师冯·卡门辞行，导师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感到为中国人争了气，激动极了；第二次是在建国10周年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第三次是中组部把他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起，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感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心里激动极了。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对“官”不在意，对“钱”不在意，对“名”不在意。为人处世坚持“五不”：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兼任何荣誉性职务。他无愧“人民科学家”的称号！
思想的主要特点
总结钱学森科技创新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可以归纳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1一是注重科学与哲学的结合钱学森的科技创新思想体现着辩证的哲学思维。他认为，全部科学和理论都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他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摆在最高层次；他对系统科学的贡献，渗透着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想；他关于技术科学的思想，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来自实践、服务实践的唯物论。同时，他强调，哲学也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他对客观世界本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在传统的宇观、宏观、微观基础上，提出胀观和渺观的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他关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论述，强调科学革命导致技术革命，并引起产业革命，进而推动社会变革，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学森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
2注重前瞻性与务实性的结合钱学森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深入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引领未来的战略思想。50年代，他主持起草《建立我国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制定《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我国卫星发展的“三步曲”，为我国航空工业、导弹、卫星技术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90年代初，他敏锐把握信息技术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深远影响，提出要研究信息化军队建设这个重大问题，建议发展打信息化战争的装备。这些超前预见和设想，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远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同时，他坚持搞科研应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现有条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他根据我国飞机发动机技术水平实际，主张放弃发展航天飞机的方案，建议优先发展宇宙飞船，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选择了正确道路。
3注重多学科跨领域的结合钱学森的研究领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特别是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他早年致力于空气动力学、应用力学研究，之后很快转入跨领域研究，创建工程控制论。到了晚年，他更加注重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的集成创新，在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建筑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管理科学、文艺理论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正由于钱学森十分注重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才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各个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大师。
本文转载自：战略前沿技术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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