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为什么中国不出大师？
10.1钱学森之问问错了
10.2专业大师和社会大师
10.3成功的品德要求：专业大师及其他
10.4社会大师的外部条件
10.5反过来提问：凭什么出现大师？
10.5反过来提问：凭什么出现大师？
10.5.1为什么不谈社会政治因素？
很多人对上文质疑，说有那么明显的社会政治因素压制着大师的产生，你为什么不谈？
社会政治因素不是没有（详下），但有几个理由不谈你所期待的社会政治因素。首先、既然大家都看到了，我就不用谈了。一百多年来在一波又一波的赶超努力中，有个问题一直很纠结：救亡和启蒙孰先？答案始终是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热情燃烧了五六代人，救亡的呐喊喊破了亿万嗓门，什么样的救急医方都开过，就逻辑理性启蒙好像没人想到过、至少没有系统论证过。
我相信救亡从启蒙始。不是说救亡不需要，但要认识到的是，救亡都是急功近利的，短平快的，不知病因的，头痛医头的。十年救亡树木，百年启蒙树人。启蒙要从根基上改起，从教育改起。启蒙要耐得下性子，不追求短期效应，这真是挑战中国人的功利心。我们已经经历了十个十年救亡了，如果还是十年树木十年树木，树的还将是些不成材的曲木。难道下一个百年还要重复前一百年的救急不救穷、治标不治本？有那一百年，早就救穷了，早就治本了，早就启蒙了，早就树人了。
制度是标，文化是本；逻辑理性是本中之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先谈大师的内因，再谈外因。谈外因时，先谈根本的外因。
其次、一个社会现象，背后可能有很多个因素在起作用，而表面上看上去最像起作用的那个往往作用不大。中国目前碰到的法治民主等问题欧洲历史上同样有，而亚非拉解决了民主法治的国家照样未产生多少大师。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师多了未尝是什么好事，不过说明危机四伏的形势，当然乐观的你也许会说是机会丛生的年代。
从我得到的反馈来看，基本上是代表了社会上的普遍看法：出不出大师由外因决定，因为人的素质应该差不多，至少这一个世纪来中国人不会差很多，但前半个世纪大师辈出，后半个世纪大师凋零，所以主要就是个外因问题。有位老友给我举的例子也是钱学森，认为用不着等到八十年代他热衷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早在五十年代论证亩产万斤时就已经失去大师的资格。
对于这些普遍看法，我觉得有必要在这最后一节来谈一下方法论问题。
10.5.2方法论检讨：如何论证?
钱学森之问与前文李约瑟难题有相似处：论证这两个问题的方法论有关联，造成这两个问题的原因也有关联。
否定式问句‘为什么不产生科学’‘为什么不产生大师’，寻找的都是必要条件，往往是从具体场合出发找到的因时因地的随机因素。寻找因时因地的条件，结果能找到的无非是特设性假设。特设性假设我们知道是经不起推广的。再进一步，解决了必要条件，并不必然导致充分条件出现。就好像我们知道光头是和尚的必要条件，但多剃点光头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和尚。在大师这个问题上有个普遍认识，那就是大家都认为没有民主就不会产生大师。其实，这可能连个必要条件都不是，更不用说是充分条件了。比如南非、埃及、巴西、阿根廷、泰国、蒙古、西班牙、葡萄牙等地，都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但好像也没什么多大的大师。反过来，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倒可能会导致大师的出现。
回顾一下前文‘为什么不产生科学’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充分条件和内因两方面来回答。思维方式是科学的内因，社会因素是外因。逻辑是科学的一个内在的必要条件，但有了逻辑，比如印度有了因明，并不必然导向科学。导致科学的个体形态的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元本体论、逻辑、实证检验。每一个因素都是必要条件，合在一起，就构成充分条件。满足这些条件的工作就是科学的个体工作。下一步科学革命需要外在的理性或争取理性的环境，科学要成为一项社会活动，就需要社会条件。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三个内在必要条件，唯一缺乏的是逻辑，或者更一般点，理性。这些内因和外因、必要和充分条件都理清楚后，我们就知道怎么从外因着手来促进科学了：凡能推动、促进、维护理性的社会文化制度因素都是科学之友，反之是科学之敌。
顺着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方法论，我们可以来回答为什么中国现在不产生大师，或者更应该像如下那么提问——
怎么样才能产生大师？
论述这种用肯定句问的问题，就能去寻找产生大师的内因和外因，必要和充分条件了，也就是普遍性条件，而不是特定社会的特定假设，后者很容易导向特设性假设，方法论上便功亏一篑了。
10.5.3正面社会孵化因素：理性环境
前文2.4节‘科学产生的外因：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运动’一节中说，科学生长需要理性的大环境，大师，至少是专业大师的生长同样需要理性环境。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日本。
诺贝尔奖得主社会都认可他的专业大师身份。诺奖得主最早欧洲人占了大部分。二次大战后美国后来居上。新世纪以来十六年，日本人竟得了十七个自然科学奖，已经超过英德法。日本人前面提到联想能力也很强，这对概念移植、技术开发大有好处，但现在他的基础研究也赶上来了，是不是建构理论的逻辑能力也变强了？
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中理性氛围的浓厚，会对科学界的理论建构能力起促进作用。这儿有个文学指标，那就是推理性侦探文学是否盛行，就像英国的福尔摩斯探案、美国希区柯克的电影等。推理文学是文学界的一个异端，他跟一般文学作品一样，需要想象力、需要形象思维来构建故事情节，但他跟其他文学作品有个根本性不同，他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了解日本文化的人都很惊诧日本人对推理文学情有独钟，他们每年要出很多部推理小说。比较著名的有：北村薰的《小红帽》《空中飞马》，山口雅也的《活尸之死》，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京极夏彦的《魍魉之匣》，宫部美雪的《火车》等等。其逻辑之严密丝毫不亚于欧美的同类文学作品。
连文学家都能严密逻辑推理，整个社会的理性程度之高可以想象。
相比之下，中国的侦探小说、电影都是《包公探案》《狄公探案》类的，逻辑推理是半点没有的，有的尽是滴血认亲，托梦解疑那些个侮辱读者观众智商的江湖术士情节。葫芦官断葫芦案，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前文提到的南京彭宇案，正经的法官都没有逻辑推理的头脑，那就不要去强求文学作品中的法官了。这种物理性、甚至反理性的现象弥漫整个社会，会对产生大师起到抑制作用。一个在包公案狄公案氛围中长大的孩子，跟一个在推理氛围中长大的孩子，将来的逻辑构造能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自己从小喜欢看《三侠五义》《小五义》什么的，记得最早是小学两年级暑假囫囵吞枣了《封神演义》，满脑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最崇拜姜子牙最想当土行孙。所以直到现在，尽管不断自觉接受逻判思维训练，还是联想一跳地遁千里，而严密构建逻辑理论总是痛苦难堪、挣扎不已。本书从最初构思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依然枝蔓不清、主线不明，自己看了都摇头。
中学开设逻辑推理技能课，文学扶植推理小说家，社会增加理性氛围，纠正南京彭宇案，决策理性化——我们无法培养大师，但我们可以改善大师种子的土壤环境。
理性氛围促进六项品德中的第一和第六项：理性，中正平和。
10.5.4负面社会孵化因素：适度压迫和多事之秋
一个想象不到的促使大师出现的条件是某种程度的负面因素：有适度压迫，值多事之秋。
适度压迫是说，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反抗会遭到打击迫害，甚至坐牢，但还不至于有生命之虞。多事之秋是指，或国内各种矛盾交织、信仰危机、政局不稳、经济不振等，或国外冤家路窄，常有武力冲突。
有时候一个发达社会过于平稳，大师们还要挑出些事儿来，如哲学、数学兼社会大师罗素，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为核问题去示威抗议还被捕。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待在书房里，只钻研知识层面的艰深的哲学和逻辑问题？他回答说：“如果我和那些像我一样的人都只研究这些问题，周围就没有人欣赏这些问题或者对它们感兴趣了。”年法国五月风暴，大师们都兴奋的冲上了第一线。又如六十年代越战方兴未艾，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把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造就成社会大师。他的著作被广泛征引，据说征引量达到全球第一位，历史上第七位（排在他前面的有《圣经》、马克思、莎士比亚等）。
中国历史上两个盛产大师的年代，一个是持续约三百年的春秋战国中后期，一个是不足半个世纪的民国时代，均值多事之秋，而有适度压迫。
这样的负面环境特别容易激发起智毅勇诚的品格。
10.5.5我们能鉴赏原创型大师吗？
本章讨论一开始就假定我们都同意什么样的人物是大师，作为文人议论，这当然没问题。但假如想进行学术讨论，那就得加以定义。前文区分了‘专业大师’和‘社会大师’，专业大师较易定义，凡在某一领域中达到数一数二地位的学者，那就是该专业的大师。不过，通常大家感兴趣的是社会大师。那么，什么样的人物算社会大师呢？
社会大师可分为原创型和移植型两种。原创型大师是提出一种独到的哲学/社会观念并推动理性/社会进步的学者，如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近现代的培根（归纳法，“实验哲学之父”马克思）、笛卡尔/康德/爱因斯坦（唯理论）、伽利略/牛顿（推进科学作为社会活动）、洛克/休谟（经验论）、维特根斯坦（实证论）、波普尔（证伪论）。移植型大师则是移植原创型大师观念并推动社会进步者，如中国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代从各领域中蓬勃而出的大师。
为什么中国从秦汉以后绝产了原创型大师？一个人人都能看到的原因就是独尊儒术，这种权势压制大师的情况太显而易见，前文说了，太显而易见的因素往往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全民缺乏理性。也许有人会追问：全民缺乏理性不是权势压制理性的结果吗？不是。全民缺乏理性是因为我们文化中没有孕育出逻辑，因为理性就是用逻辑来思维（再加验证就是逻判思维）。也就是说，上至君王公侯、下至黎民百姓、甚至连原创型的大师都不会以逻辑程序来思考并指导行为。
那么我们文化中为什么没发展出逻辑来呢？我们的诸子百家都干什么去了？——答案就回到本书的开头：
﹤第二章语言前提论：逻辑和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第三章汉语不是什么：解开李约瑟之谜﹥
从我们文明初期的原创者孔老墨就已缺了逻辑论证，后继者及吃瓜群众更无逻辑分析头脑来判断、来欣赏。首创者的议论、后继者的选择，以及权势的压制，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也就是说，权势压制同样是果，不是因。说得更明白点，换谁来执权柄，结果都差不多，因为当政者不可能脱离他所从生长的文化环境和他所秉承的民族习性。不但不可能，而且还可能是最集中体现了基层老百姓的思维和行为特征——从古到今，概莫如此。
在这人人渴望大师的时刻，能不能让我轻轻的问一声：我们想要原创大师还是移植大师？
我们都知道答案是：肯定要原创大师（当然没有的话也可退而求其次）。
那能不能我再弱弱的问一下：有原创大师出现，我们有鉴赏的品味吗？是鉴赏的品味，不是闭一只眼也能看出位阶的品位。
答案想来是：肯定能鉴赏。
但我知道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们鉴赏不了。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如前文所说，不是儒家之道在学理上有多了不起，而是孔孟说出了我们民族普通老百姓心底里想说而说不出或说不清的话，因而风行天下。不是禅宗有多高深的佛理，实在是因为他禅机灵动棒喝顿悟，太符合我们既想修佛又不想下功夫的机会主义习性了。诸子百家是‘物竞’，独尊儒术是‘天择’；佛教千派是物竞，禅宗无脚走天下是天择——都是我们民族自己的选择。墨家和名辩自发的理性努力、玄奘徐光启引进理性的努力，在历史的长河里都只是冒了冒泡——这个非理性的民族不喜欢理性。这个只会利弊思维、感性思维、以类推-归纳的记忆思维为最高方法论的民族，离开了功利目标，他的方向感就丧失到只剩下以对比推演法决定的随意攀比。他会出现类似笛卡尔、康德、维特根斯坦这样隐居尘世却为尘世敬仰的理性思维者吗？或者应该这么问，即使偶尔出现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民族、从一无所知的黔首黎民到无所不知的知识界，先别谈政界，会欣赏吗？他会像国宝一样捧起自己的牛顿巴赫罗蒙诺索夫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朱载堉（早于巴赫发明和声）、甚至四大发明，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原创成就，不是因为我们有鉴赏力（他们早就淹没在膜拜权贵的浩瀚典籍中了），而是因为外国人说好——既然缺乏由理性参与决定的鉴赏力，那就只能跟着对比推演法去攀比了。
我们知道历史的答案。如果只会记忆思维（而不会逻判思维），那么未来的答案已在类推-归纳中了。
（关于利弊/感性/记忆类推思维，参看第七章‘三种先天性思维方式’；关于对比语法原理和对比推演法，见第四章和第六章；关于攀比红眼病，见15.2节‘红眼病的病根：对比语法’。）
10.5.6‘为什么不…’不是有意义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不产生大师’‘为什么中国不产生科学’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我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呢？那是因为实在憋不住。这个‘憋不住’，有社会政治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一种天然的固有的因素在触发、在喷发，我们头脑中固有的汉语对比语法和中国式逻辑的对比推演法，让我们的自然语言一出口就是：
隔壁家小孩英语考六级了，咱们家孩子干嘛不行？人家有科学、有大师，我们为什么不能有？
从古到今，贤愚不肖，莫不如此。墨辩中有个逻辑推式或论辩策略，叫做‘援’（详见8.3.4节‘墨辩的对比推演’）：
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墨子·小取
援，彼可，我亦可。墨子·尚同
也是名家驳缠的常用手段：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庄子的策略就是，你可以用‘子非鱼’来驳斥我，我为什么不能用‘子非我’来反击你？驳你就是斥你，斥得你哑口无言了，论辩就是胜利了。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的思路，对比思维下驳斥最重要，争面子最重要，说最后一句最重要，至于肯定句问题本身，如‘安知鱼之乐？’‘怎么能产生科学或大师’，反倒不重要了。
这就是为什么前文说‘为什么不产生大师/科学’这样的问题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么提问本身是一种对比语法/对比思维的自然逻辑产物，而不是理性/逻判思维的结果。此类问题非常误导，会拉低我们的智商，把我们的理解引向最廉价的答案。它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想满足我们集体潜意识的攀比心理（详后15.2节‘红眼病的病根：对比语法’）。说实在的，好端端一个社会，需要的是专业大师，社会大师要那么多来干什么呢？都来指点江山不觉得七手八脚吗？所以说，真的如我们所愿，社会大师风起云涌之时，社会可就不那么太平了。
10.5.7摒弃消极外因，激发积极外因
最后总结一下立于学颠识峰的大师出现的条件。
内因——六项品德：理智毅勇诚和。
外因——正面环境：理性氛围；负面环境：适度压迫、多事之秋。
凡会压抑削弱‘理智毅勇诚和’的消极社会因素要加以抑制、去除，凡能激发巩固‘理智毅勇诚和’的积极社会因素要加以发扬、维护。
多事之秋会激发智毅勇诚。理性氛围能促进理与和，尤其是理性。缺乏以逻辑为核心的理性，这是中国缺乏原创型大师的根本原因，因为孔孟老庄只会用感悟式、煽情式的议论，来阐发他们的感性认识和利弊考量，而不懂如何用逻辑来论证他们的观点，不懂如何用逻辑来构造他们的伦理学、政治学、哲学、逻辑学（我把逻辑学从哲学中抽出来作为一门方法论基础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