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现世给了我不少虚荣，老实说我都不怎么看重。

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先父对我的殷望和‘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的教诲，衷心铭感，匪言可宣！”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朋友、学生、学生的学生、素昧平生的读者都想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特别是陆灏宗兄屡次催促，使我踧踖不安，似乎从他第一次出题至今，这样不日不月地拖着，今日不为，于计已晚，就要此恨绵绵了。

然而上文说的“匪言可宣”又确是大实话。就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我开始战战兢兢做这篇“命题作文”。言语有时确实是苍白无力的，但愿下面的文字不致亵渎父亲：非徒无益，而反害之！

先父达成公，讳鸿逵。当时江浙一带出了个悍匪，与父亲同名，先父为避嫌而以字行，竟成毕生，与我的两个叔父鸿畴（冯亦代银行工作时代之友）和鸿渐（曾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辈名遂殊。

后来知道，“达成”二字原作“达臣”，是我祖姑父（不知这个称谓是否正确，指的是我父亲的大姑父。若谬，请家谱学者指正）朱敏人（名元树，晚清甲辰科翰林，上海财大朱斯煌教授之父）根据孟子“不达不成章”古训改过来的。

我们陆家，包括我这一代“孙”字辈在内的男性新生婴儿和“範”字辈的女婴，都请这位“朱家公公”起名，直到他去世。

父亲名字里的这个“达”字可能已深深埋在我的潜意识里，偶有学生要我题几个字，我常会写下“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这样的句子。就连见到如唐达成先生这样的名字，都会生出一种亲切感来。

读了上段，读者诸君可能误以为我们余姚陆家是什么名门望族。非也。虽也曾听说过陆氏这一支可上溯到抱着小皇帝蹈海的陆秀夫，可谁也没去认真考究过真伪。（若非攀高接贵不可，干吗不就近溯证绍兴的陆游，非去江苏搬个陆忠烈来——我时有这样的疑问。）

倒是后来问过同乡闻人余秋雨，在他应邀回去读评县志时，可曾见有关余姚南城东泰门陆氏的记载，余君答无。

可见我家即使不是最底层的草根，也属名不见经传的升斗小民。这可从父亲五、六岁时只能在家认方块字发蒙而无钱上学得到证明（由祖父汝舟公每天出门前教会祖母樊氏太夫人，再由祖母转教，祖母本人也因此得以扫盲，经长年积累，后来竟能读懂普通信札和一些弹词小说）。

祖父酷爱翰墨，雅好书法，只是迫于生计而供职钱庄，俟家境稍有好转，才得以送长子先进私塾，后入县立高小。

据父亲回忆，当年的高小，最后几年既要读经，又习英文，科目之多以及教学水准之高“不让今日中学”。

父亲高小毕业之后原拟外出升学，却又因族中叔祖投机失败，债台高筑，家中经济情况再次恶化而被迫进钱庄当了个小文书（父亲因此常说自己没有寻常意义上的童年），半年仅得大洋六块。

父亲不甘就此埋没，遂于年15岁时来上海投考中法学堂（校址为今日沪上八仙桥的光明中学）。学堂分初、中、高三级，其中高级相当于震旦大学预科，教员多为法国神父。

父亲晚年自称：“只要有书读，枯鱼还可入水。”

在中法学堂三年，他每学期跳越一级，据说创造了学堂历史上进步最快的纪录。

我至今保存着学堂奖给优秀生的厚重洋装书，如《拉封丹寓言》以及比寻常旅行箱缩小五、六倍的硬皮书箱。因学堂不供膳宿，只能走读，父亲借居亲戚家楼梯下方一般人家堆放煤球的狭仄空间栖身。

寄人篱下，不能率性夜读，父亲又正处体魄和性格定型之际，如此处处受到约束，慢慢便养成了他自称“文弱无力，寡言少语，少年老成”的个性特征。

年，父亲北上投考法人经办的陇海铁路车务见习生，在百余名考生中以第一名录取，因而得以留在郑州的总工程司办公处当练习生，从打字、收发等琐细杂务做起，五年后被提擢为比利时籍总工程师（记得名叫“格雷斯”，多年后与父亲仍有雁鱼之交）的秘书。

父亲在繁忙工作的同时，不弃文墨爱好，“单日学中文，双日学法文”，开始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的叙事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布在《北京政闻周报》（LaPolitiquedePekin)上。

父亲说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他清楚记得，当时稿费为每页两块），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

年，我膑骨骨折初愈，应邀去郑州讲学。侪辈知我寻常不喜张扬，远避嚣尘，这次如何欣然拄杖远行？其实我的隐秘意图在于踩一踩父亲当年留下的足迹。到了郑州，曾四处打听陇海铁路总工程司旧址而未果，悻悻然若有所失而归。

继陇海铁路之后，父亲先后谋职于报酬较丰的通成（经理周作民）、华年（经理黄师让）等公司，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又外驻越南（时称安南）海防一年——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易饰”而穿西服的一年——直至抗战爆发始回到上海。

祖父享年五十八而逝，时年未及而立的父亲从此便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维持祖母、我母及我大姐生活之外，尚需供付我一叔二姑的学费，还要悉索敝赋，清偿同胞手足经营不善导致的亏负，使先人遗泽和父亲本人近十年的积蓄尽于一旦。

父亲晚年告我，那一段日子实在难过，自己节衣缩食不说（从烛光点烟而节约一根火柴，就是一例），因怕高堂震怒，妯娌勃谿，手足失和，尽管内心忧急如焚，表面上还要装得若无其事，块垒郁积，终于闹出一场黄疸。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遭暗杀，日伪对中国银行实行报复而扫荡中行宿舍（此事散见于对极司非尔路76号魔窟的多种回忆文章中），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路合群坊。

我最初的人生记忆便是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入夜，厚重的窗帘拉上，老式的百代留声机开动，传出父亲从秘密渠道买回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的激昂歌声；家中女眷出动去“轧户口米”天黑未归，祖母念佛，父亲踱步不止；大人摁着我理发，我扑腾挣扎，一面大叫：“你们都是日本人啊？”

大年初一，父亲带我去上述“朱家公公”处拜年（因朱留学日本，日人曾诱逼他出任余姚县维持会会长，朱峻拒后而避祸至沪），途遇日军骑兵巡逻，我还特别注意过他们戴的菱形皮口罩，与狼犬戴的极为相似，罩面还开出几个小孔，想来是为透气之用……

也是在合群坊，父亲开始教我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

后来，当我长大，在大一的作文里回忆童年，写到《最后一课》给幼嫩的灵魂带来的震撼时，自以为从小接受的是爱国主义教育。

谁知“文革”祸起，不知哪位从旧档案里挖掘材料来揭发我，说是“从小狂呼法兰西万岁”，是洋奴！再后来，读到《最后一课》作者都德的其他作品，譬如写巴黎公社起义期间，公社战士如何一边据守街垒，一边轮流嫖娼，又不免大吃一惊！

近读美国DavidMcCullough年作品《》，看到代表所谓正义一方的北美大陆军内部酗酒、暴虐、腐败、反智横行，进一步佐证了父亲晚年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其实背后最强大的驱动力还是人性。”

合群坊的回忆中还有二楼群孩练习四轮溜冰鞋撞翻痰盂的情景。楼上惹祸，引得在底楼的大人上来叱止，如若楼梯上传来母亲轻盈的脚步声，作为孩子王的大姐範先是不会忌惮的；要是步履舒泰，那必是父亲无疑。

这时大姐会推出我来做只小小“替罪羊”。父亲上得楼来，不用说话，逼视我们一眼，转身走去，楼上便鸦雀无声了。

多少年后，已在攻读研究生的我和翟兄象俊在后来的蓬莱路旧居彻夜卧谈，楼梯上又会传来同样舒泰的脚步声，那是父亲来催促我们睡觉了。

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军B-29时袭日占上海，关于上海将成焦土的谣言蜂起。全家会商后，决定二、三叔分别自立门户，父亲奉祖母携妻孥雇帆船出吴淞口经杭州湾返抵余姚的老屋生活。就是在船上，我记得，父亲教我背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等诗句。

“文革”中，往返设在崇明的五七干校，都要乘坐渡轮经过吴淞口。时隔三十年，我还常回忆起幼时回乡的一幕幕往事：上船检查的日军勒令我三姑戴上眼镜，以与证件核对，并连连逼问“关金有伐？”（“关金”者，据朱绩崧老弟告我，乃“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

大人以木箱箱面为桌，陪祖母雀战消磨时光，而我和父亲睡同一个“被头筒”（余姚土话，指被窝），似是此生父与子唯一的一次“肌肤之亲”，在拍击船帮的涛声中，一面感受着父亲体温传导的安全感，一面沉沉睡去……

在余姚生活的五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夏日，听得父亲启牖，就得赶快撩开蚊帐下床练字。表哥朱锦心（二姑母之子，父亲视若己子）练颜，我学柳。父亲一再灌输的书法理论是“胸中不正，则眸眊；眸眊，则手抖笔颤。”

后来读书多了，方知前一句是孟老夫子的古训，后一句大概是父亲的发挥。观今日“墨猪”、“字妖”之夥，老父当年教诲确实不无道理。

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今天还能记得的有《二十四孝》、《增广昔时贤文》（因为主要是跟读其中格言而不见文字，当时曾误将“昔时”二字误作“识字”）、《曾文正公家书》等，待背功较佳，再进阶至清代二吴的《古文观止》和《经史百家杂钞》等。

父亲同时每晚开讲故事，大多是法国文学中故事性较强的作品，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即《三剑客》）、《基徒山恩仇记》和雨果的《银烛台》（即《悲惨世界》）。

听了故事，两个姐姐、表哥和我还要到园子里表演，大家抢着演达太安、让瓦让这样的主角，唯有我大姐始终醉心扮演女阴谋家米勒蒂。

后来众人都厌倦了，只留下我一人串演数角，抡起根门闩，独自在那儿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蹦达折腾出一额头的痱子，被二姐範九拖着一颗颗掐破，流出脓水。

夜晚，在天井乘凉，父亲教我们识星的同时，读出“遥看牛郎织女星”等诗句，我们便摇头晃脑跟着吟诵。

后门传来叫卖杨梅的声音，女眷们赶去买回大嚼，直到她们的嘴唇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当年余姚县城晚八时鸣笛断电）变成一张张“血盆大口”。

我的描绘，还有我写到外婆走路步态像家里养着的大鹅，父亲听到或见了，会隐隐一笑；在他，这已是种难得的奖励表示了。

我这一生没有受过父亲的表扬，除了一次，那时已回上海续读小学，某年考试成绩优秀，他专程到书店买来一册商务版的《辞源》（改编本），在扉页上用工整的毛笔小楷写下：“爲榖兒在上海南市爱群小学六年级本学期考试成績優良特購贈此書誌贺並勵未来一九五一年一月於上海達成”（题签繁简体均按原样，此书现仍供奉于书橱）。

他最喜欢的是“锦心寄儿”，因为表哥用功最勤，成绩优异；挨批评最多的是大姐範先，因为她面目姣好，被选作校花后敢穿着被称作“螳螂装”的高领旗袍上学去。

但“锦心寄儿”也有童心大发的时候，率我捕蝈蝈，斗蟋蟀，撑起大萹囮鸟，但只要听得狗吠鹅叫，知道父亲归来，总是匆匆收兵。

多少年后，当我已是大上海的一名高中生时，父亲仍严令不许穿皮鞋，不得戴手表。

某次，为了显摆，我擅取父亲留在抽屉里的多余手表上学去，不知怎么的，给父亲发现，没等我下课，表哥已由父亲派遣来校，当着同学的面，摘下手表没收而去，放学回家还要写“不告而取即为偷”的检讨书。

父亲殁后，我们打开他的私人皮箱，里面积存的唯有孩子们的成绩报告单（从民国三十几年开始）和我的那份检讨书。

为教育后代计，我把这些旧物统转小女霁儿保管。世易时移，今天怕是已经不知所终了。

还是回头再叙几句故乡那五年的生活。傍晚，父亲带我从后门出狭巷照相弄来到姚江边看日落。

他指着远处的凤凰山给我讲典故：余姚之所以成不了大城市，是某朝一个奸臣在划定建制时，向皇帝进了谗言，把龙泉山划进城里，凤凰山划到城外。

龙内困而成池中物，凤外飞而遁之夭夭，城市的风水遂遭破坏。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一边看着从关帝庙那边河段漂浮而来的残叶、菜皮等，从我们面前流过，向着江桥方向不疾不徐淌去。小脑瓜里浮上一个疑问：可知这些一去不回头的残叶、菜皮是从哪里来的，又要流到哪里去？焉知不是这幼稚的疑问才引发长大之后对生存的种种哲理思考？

六岁那年，我投考余姚县立第二国民小学，按父亲的意思，径插三年级。可那插班考试很难，有几道题做不出，陪我进考场的三姑母见状，代我答题。所以，我从学的第一步就有作弊污点。

后来，录取通知递到，我欣喜若狂，一不留神把脑袋砸在石门槛上，母亲抓过一把香灰敷上止血，从此额头中央留下伤疤至今，父亲说像在惩罚作弊劣迹。

我在三年级年龄最小，备受大同学欺负。

课后，大家去礼堂玩扯铃，打陀螺，所有的书包（那时所谓书包，其实就是一条帆布带，带端有金属箍扣，捆扎原理与今日旅行箱外面的行李带相仿）必堆积于我一人嫩肩；大同学参加童子军，颈系绿领巾，腰系“智、仁、勇”铜扣皮带，我只有旁观羡慕的份。

“文革”时回想起来倒未尝不是好事，因为本人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

年初夏某日，学生照例列队唱校歌放午学时，只见家人匆匆跑来，把我和同校的二姐叫出队伍，急奔回家。

母亲胡雅韻因患癌症逝世于是日，刚刚断气，子女必须赶去送终。其实我们到得母亲床前跪下大放悲声时，她已一瞑不视，家中女眷已在替死者更换寿衣，未见母亲最后一面而阴阳永隔，一生引以为憾。

此后几天，家中挂出白套灯笼，母亲遗体置于堂前，布幔后自有一帮女眷，按着一定的调门嚎哭，悲诉昊天不吊。

我作为孝子，凡有客来祭，必须跪地答礼。

父亲当时已去上海谋事，被急电召回，只见他走到母亲遗体前，掀开白布盖头，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就过来对我说他不是祭客，我不必再跪着了。

说时，镇定中像是透出对我这八岁稚子而不是对他自己的深沉怜惜。至今我还记得夏日里那粗麻衣帽贴肉出汗不止的感觉。

当年，父亲才43岁，母亲殁后，促他续弦的呼声很高，好像父亲也确曾有过一位叫“刘小姐”的女友，但父亲鉴于上有高堂，下有幼孥，出于超人般的责任感，毕竟终身未曾再娶。

那时，余姚人把后妈叫做“蛮娘”（抑或“晚娘”？），父亲是否也曾受到这种世俗偏见的影响，我不知道。他寻常又不表露感情，只是从他之后教我背诵的诗里，我仿佛能够隐约寻出父亲的感情轨迹。

譬如说，“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乎”等等，是不是他在回忆当年与母亲新婚至爱的情景？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复”字余姚话里读作/vě/）,是不是在对母亲的早逝表示痛惜？教幼子诵读这样的诗句，难道父亲不是在追求一种“代偿性的”（vicarious）宣泄？

母亲早亡，父亲远行，我们便由祖母一手抚养，但学业进退仍由父亲每周至少一信“遥控”监督，他自称为“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

幼时只知口头背诵的诗文，如今渐渐从文字上识得，有一种“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乐趣，诗文原来的意境以及背诵时候的情景双双叠现，父亲对此鼓励说：“记问之学不为学”，意思说仅用作谈资或为答问的肤浅知识算不得学问，要“入乎耳，箸乎心”才是。

在表哥锦心率领下，我们人人动笔，办了份书房壁报，叫作《幼苗》，挂出一周后取下装订成册，寄父亲审阅。

父亲对每篇文章都用红墨水批改。记得我写鲁迅的某篇文章开头，用了一句“当我睁开眼想见见他时，他已不在人世了”，居然得了个双圈（至今不觉得是什么佳句）；“踵趾相接”是什么意思，是从什么地方抄来，还是真懂而化作了自己的语汇，父亲必定要问个明白。

那些年，父亲频频回乡，给我们带来《爱的教育》、陈鹤琴等出版的少儿读物、《三毛流浪记》（没想到约四十年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会识得满口宁波话的张乐平先生。博主注：张乐平先生是海盐口音，非宁波口音）、朱自清的散文、巴金的三部曲，还有大量的文具和方格稿纸（祖母用来记帐，还是用不完）。

他自带的旅途消闲读物，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我们则只能偷窥两眼。当时旅途多匪，某次父亲乘坐长途汽车在马渚遭劫，钱物尽失，本来愉快的团聚，于是蒙上了阴影。

父亲通成公司时代的同仁董浩云善自为谋，此时已独力经营中国航运公司，业务日上，力邀父亲去主事总务，后更兼及诉讼文字和航运史等的定稿工作，一时颇为倚重；薪酬也较前大丰，数年后得以与公司的另外两名高级职员同在上海蓬莱路新式里弄万象新村各购入一栋私宅，祖母遂率我们从余姚回到上海，来到父亲身边生活。

记得抵沪那晚，我身着长棉袍，怀揣两把油布伞（一路上归我负责捧持），从此被早已先期来上海求学的大姐叫作“小余姚”或“余姚小扁头”。

底楼客厅里，炉上温热着治疗牙痛的中药，父亲犹伏案工作，见祖母走进，趋前跪迎，为祖母所阻。

以后，父亲应董氏之召，调往香港任襄理兼总务，曾为资方拟出种种规章制度，力行罚不避贵，赏不遗贱，颇为董氏欣赏，但受到少数罔游于逸之辈抵制。

记得父亲描述部分香港同人平时懒散敷衍，待到董氏从欧美或日本回港，便惊呼“刮台风了”而作敬业忙碌状。

办公室士气若此，父亲心灰意懒，兼之悬念沪上家人，才毅然提出辞呈。

董氏几通函电挽留未果，父亲终于在解放初期相当一批沪人南下香港的大背景下，“反其道而行之，”于年9月回到上海。

父亲回来，与原来从事少儿出版的应启元合作，搞起中国第一家手风琴厂，取名“百乐”，想来当与“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形势有关，因为当时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中，俄曲多用手风琴伴奏。

父亲从此对我们课督更严，每学期的成绩报告单，连同父亲的评语，都要在客厅张榜公布。

大姐以为多此一举，啧有烦言，父亲便在评语中警告，谁敢破坏张贴，他就不再负担谁下学期的学费了，还要大姐好好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父亲有个姨表弟，名叫徐树鑫，解放前在上海摆个小书摊谋生，像许多别的经济情况不佳的亲戚一样，常受父亲接济，同时又慑于“大哥”的威严，非常讲究礼貌，言谈不敢造次。

有的亲戚其实并不窘迫，只因“大哥”虽好训诫，告贷无有不准，于是脱去洋装，剥了戒指，换双布鞋，找上门来借钱（其中不少借去再也不还）。

上面提到的姨表弟解放前四、五年突然失踪，解放后才重新出现。原来，他北上投奔了新四军，年随解放军进驻上海，在某百货公司当了军代表。

父亲说他像是彻底变了个人，再无往日的葸懦，初次重逢，便口口声声说“大哥不可有暮气，不可自暴自弃”，这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认为共产党确能改造人，这是新社会新气象的一个有力佐证。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个文人，归宿不在商界。于是，应旧友徐懋庸的邀请，他在年应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立）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法译汉的工作，算是遂了“重操旧业”的愿望。

父亲在这儿经历了“反右”等政治运动，又潜心研究哲学，与“老徐”叔叔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诗词应和不断，我想这对于父亲了解商场以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牖前通明的作用。

父亲绝对是个刚烈的爱国者。年以后中国逐渐收回路权，陇海易手，他为此作文欢呼；日占期间，他让全家听《义勇军进行曲》，又讲《最后一课》，抵制学日文；他与香港的殖民地文化格格不入，“不合则去”。

从事哲学研究后，“至察则多疑于物”，他开始反思陇海铁路法人管理路政时期何以人事清明，运转高效，而国人接管后的局长、处长辈反而以路谋私，中饱私囊，导致管理混乱，事故频发？“这可能得从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和民族性中去找原因吧？中国独门独户、自给自足的小农思维何以培育公益意识？”

阴阳之道，一向一背，在晚年父亲看来，政权的更迭，与其说是某一股力量的胜利，莫如说是另一股力量的失败，而焉知前一股力量不会来个“否定之否定”？

他参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及后来六十年代反修“黄皮书”的译编工作以后，对文学翻译的爱好得以重续，曾对罗大冈先生的阿拉贡、艾吕雅等作品的译文，系统提出过意见和建议，蒙罗先生多有采纳，并从此磋商渐频；

他曾与北大徐继曾先生合作译事，前几年我还收到过徐先生后人寄来的旧译重版稿酬；

他译的圣佩韦文论被我系伍蠡甫先生编入《西方文论》教科书；

他和徐懋庸合译的三联版加罗蒂专著《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想来对今日研究“西马”的学者仍有参考价值；

他曾想全文译出都德的短篇小说集子《星期一的故事》，终因暴病而未臻其事；

他一直想译的大盗亚森鲁宾的故事，久计成灵，幸亏后来由我友徐和瑾借去原文版译出问世，使中国读者知道法国有个比英国的福尔摩斯还厉害的角色。

父亲喜爱北京的四合院，曾有意举家北迁。我投考大学时填写的第一志愿便是北大的法文系，可惜没有考上。（施康强兄曾戏言，说幸亏我没考上，他们法文界这才少了个竞争对手。其实施兄有所不知，我多么希望挤入法文圈子，好像非此不能告慰老父，不能倍觉父与子的亲近。）见我已被复旦英文系录取，迁家之议始寝。

父亲为人向来刚直狷介。我幼年习字除去临帖，父亲有时兴之所至也会写下“世之方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字句要我们模仿。

长大后回想，父亲既是帮助我们练书法，更在潜移默化地灌输一种人生态度。

我至今仍记得他如何正色训斥当年国民党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的女婿，当面称他是“猥琐小人”。

但是对弱势人群，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始终不吝援手。表叔裘柱常（族中小辈惯称“树棠叔叔”）被国民党囚于杭州，是父亲进言，由祖父出面保释出狱。

对自从被鲁迅骂过之后便鲜有好日子过的徐懋庸叔叔，父亲知他吸烟瘾大，即使在退休回沪之后，时将凭票购来的好烟积存后邮寄北京相赠。

在香港工作期间，父亲特别照顾的一位“小同事”（据我记忆似乎只是位文员甚或officeboy），在他离职返沪时竟至车站挥泪相送。

后来，三年饥荒时期，父亲屡次收到从香港寄来的猪油、花生等邮包，寄发人始终匿名。他笑称这事有点像《银烛台》里的情节了，并猜想那位“让瓦让”就是当年的“小同事”。

我于年在美国蒙董浩云先生邀请餐叙。董知道国门初开，出去的人回国都要带上几大件，便问我有何需要。

我谢绝他的雅意馈赠，只求复印一件家父在他麾下服务时写下的文字。

董因此赞扬“达成先生家风不灭”，为此我高兴了好几年，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回父亲的儿子。

可是，时隔十余年，当浩云先生之子董建华当上香港特首，我当时正做系主任，很想扩大对外联络，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求助，请香港老友转交，哪知信去如泥牛入海，全无回音。

自讨没趣之余，我仿佛听到了父亲从天上传来的呵斥：“谁叫你去攀扯权贵的？活该！”

父亲这样的性格，在对知识分子如“万吨水压机”（父亲原话）般锤炼的政策面前，不免处处碰壁，自然早萌去意。

所以，等我年大学一毕业，他即以“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为辞，立即退休回沪。

这以后的三年，是我们父子从“物理存在”意义上说，最为亲密的三年。我当时已开始攻读研究生，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父亲必已准备好美食，吃完晚饭，双双步行到近处影院看一场电影。

父子同室，但早起的必是父亲，他喜欢口含一粒“大白兔”糖，拿起扫帚，从三楼扫到底楼。（据说我三叔鸿渐也有扫地习惯。

我本人，还有小女陆霁，也特别注意地板清洁。现在连刚满三岁的大外孙女也拿着远远高过她头顶的扫把，煞有介事地面对着摄像机了。“地洁”莫非也是一种遗传因子？）

当然，父亲依然是严厉的。我想要台售价60元的电唱机，父亲说是奢侈品，又可能影响学习，不允；

我系的伍蠡甫教授和父亲的旧友董问樵教授来看望他，他都要详细探问我在校的表现（伍先生曾对我说“你家老太爷真是位严父”）；

我用英文记日记，父亲会不时检查，如发现过多写到男女同学关系，必有一番疾言厉色的诲诫。

直至今日，老友翟象俊兄还说：“每次见你父亲都有些怕呢。”

陆国强、任治稷二兄伉俪当时与我过从甚密，父亲喜欢他们来切磋学问，每来必备佳肴招待，独自先在厨下吃完上楼，于是我们开始打扑克……

年以后，父亲有种强烈的有产者恐惧症。

故乡余姚的几椽老屋既是私产，又因年久破败，守屋亲戚时来索取维修费用，形成父亲的额外开支，实已成“暹罗白象”。

年5月1日，乘我二姐夫公假有空，父亲便由他陪伴，亲去余姚，与民政部门洽商，把房屋无偿献交国家。5月17日事竣回沪。

翌日，父亲重又按原来节奏起床，工作，傍晚时分照例外出散步一圈。他走过小食摊，见臭豆腐油亮可爱，食指大动。待臭豆腐下肚，突觉嘴干，便又食小冰砖一块。

油腻和冷食夹攻，入夜，父亲突然腹痛如绞，医院，二姐即电召我赶快从学校回来探视。

待我赶到，又告二叔、三叔，这时父亲已做过胃镜等一应检查，因用皮尺度量，发现腹部渐渐隆起，医生已初步断定为坏死性胰腺炎，内出血严重，必须立即手术（此前不久“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刚刚死于此病）。

不知怎地，我这时已有不祥预感，但在送父亲进手术室时仍一路旁侍，举手握拳，想把力量传导给父亲，父子合力挺过这一关。

手术四小时后，父亲胸腹部位缠满纱布绷带从手术室出，被推进病房。听到主刀医生说，一刀下去，血喷如泉，我顿感天崩地裂，神不主体。

是夜，由我和二叔陪侍，父亲始终昏迷，只在神志完全迷乱之中，突问：“今天的报纸来了没有？”又急促地说：“祖宗在罚我。”

陪侍长夜漫漫，我也曾走到病房外晦冥的长廊，对着如水的月光和磊落星空，虔诚跪下，祈祷宇宙间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把父亲从“不曾有旅人回来过的疆域”拉回来，还给我！

然而，也许真是祖宗惩罚父亲献屋，也许是我对父亲尽孝不够，感动不了列祖列宗，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次日（即5月20日）早晨7点25分，向扑倒在他身上的儿子的脸上呼出最后一息。

父亲只活了62岁。我今年已经68岁了。活得比父亲长，至今沐浴着他的遗泽，我深感自己不称不配，只是个德里达所称的“逾期的苟活者”罢了。这几天写这篇长文，东坡一首词里的几句，老是萦绕耳畔：

“几时回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抹云”；于我，还另有一“对”，那就是，对一个人——我的父亲！

(写成于年12月7日子夜,时已涕泪滂)

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我的父亲钱学森

王安忆：不会做人的父亲

朱德女儿朱敏：父亲是我生命中永不熄灭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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