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肇炽（西北工业大学数学教授、《高等数学研究》主编）
一、第一次听说吴文俊先生
年1月，国家第一次颁发了新设立的“自然科学奖”，以表彰我国科学家的科研成就和贡献。此前，年，国家首次正式向国人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立即在科技和教育界获得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当时，我是正在就读的数学系本科高年级学生了，学校成立了“学生科学研究协会”，我的社会兼职随着也从系的学生会干部，转任系学生科协的主席和校科协的部长。半年期间，数学系先后组织了三次科学报告会，并选出了部分优秀交流文章同其他理科系选出的文章一起，编辑并铅印成册——《科学习作》，在校内和校际间交流。记得第2期就选载了我们年级管梅谷(与周友权合作）、陆官宝和我的各一篇习作。在此期间，我们也曾收到如：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刻写油印的《科学小组通讯》等交流作品，记得第1期含：小组活动介绍、学习经验介绍以及短篇写作等，内容丰富。我印象尤深的是张恭庆的“黎曼可积充要条件的初等证明”，原因是刚好和我此前一篇习作“黎曼可积条件与可积函数类”的选题十分接近，他这个名字也就一直记住了。另外，就是记住了杨九皋、张景中两个名字，因为其中他们联名写了两篇：一是学习经验介绍的，一是关于矩阵乘积的文章。于此可见，当时高校学生中浓郁的科研风气。
在这一派热烈的“进军”声中，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首次颁发，不仅是对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们的奖赏和鼓励，也在青年学子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次一共颁奖30多项，其中一等奖只有三项，分别是：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吴文俊的“示性类与示嵌类的研究”。三项一等奖中数学占有了两项，这对数学人特别是学数学的大学生们，自然感到特别地骄傲，仿佛自己也沾到了那份喜气。对于获奖人，华先生和钱先生，在大学生中早已鼎鼎大名，并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但是“吴文俊”是谁？此前似乎名不见经传，此时，只听说年纪还很轻，才三十多岁，这就更引起好奇。“他是谁？”总想问个明白。大学生们习惯地想要问问自己的老师，大家猜议很多，但也不知道哪位老师晓得他的情况。尝试着我们问起了此时“近世代数”选修课的曹锡华老师（曹先生也是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此前几学年，曹先生曾先后给我们上过代数方向的几门课，而且课外他还曾个别指导我们自学过几本外文书，师生关系密切），正好他们是熟人。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年，他们一批年轻人都进了陈省身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筹)，跟陈先生学习，后来他俩又同陈到清华。此后，吴先生去了法国留学，而他则赴美留学。建国初分别从海外归来。他介绍说，吴先生一直从事拓扑学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好，而他自己则是在有限群的领域做些工作。关于拓扑学我自己所知甚少，当年系上没有开这门课，我手头有本波兰学者Sierpinski的“GeneralTopology”的英译(国内影印)，只是初读过。再就是有时翻阅一下资料室的“FundmentaMathematica”，一本波兰期刊，可用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上面有许多基础理论性的文章。至于什么“示性类”、“示嵌类”，那些属于组合拓扑（或代数拓扑）的概念，简直一头雾水，不知究竟。反正觉得吴先生能够和华、钱二位一起获得三个一等奖之一，一定非常了不起。这一年随后，他又补选为刚建立“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制度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而且是最年轻的委员之一，就更足以说明了。
二、吴文俊与《中国现代数学家传》
20世纪，是中国现代数学（也是现代科学技术）从起步到腾飞的世纪，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从积贫积弱到逐步振兴的世纪。真实地记录、书写、总结和研究这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数学的历史，是我国数学界，特别是数学史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为学者个人立传，“寓史于传”的三部巨著，几乎同时启动了。年6月，中国科技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编篡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以下简称《传略》）；年8月，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科学出版社组织的有各科学领域60余位著名学者组成的《科学家传记大辞典》（以下简称《传记》）总编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编纂方针，制定了“编写条例”，进而各学科的编委会也相继成立。与此同时，一家地方性出版社和几所高校几位数学教师“自由联姻”，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和支持的，只以为数学家立传为目标的《中国现代数学家传》（以下简称《传》）的筹划，也于年开始。由于《传》这种纯民间性，使得在人力、财力、可以运用的资源，乃至人们的信任度等等的匮乏，种种困难自是不言而喻。所幸的是，《传》得到了著名数学家程民德院士的鼎力支持，慷然允诺出任它的主编，具体策划、组织、领导了这部多卷集的工作，虽历经了多次出版社的变故等种种困难，工作仍得以不断进展第一卷于年8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出版;最初规划的五卷集之第5卷，也已于年8月出版。《传记》是以涵中外古今科学家的一部大型辞典为编纂目标的，其中，预期收录中国现代科学家约计人左右，而数学家约占十分之一。各集出版时，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技术，分别占其一部分，第一集于年3月出版。吴文俊先生是这部辞典总编委会的副主编之一。《传略》的编纂范围限于中国的科学技术专家，分为工学、农学、医学、理学编，理学又分为数、理、化、天、地、生等6卷，数学卷的主编是王元院士，第一卷于年1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出版。
身为《传记》这部大型辞典的副主编、各集中数学部分总主持人的吴先生，对于《传》的编辑出版，仍然给以大力支持。他首先完全同意将自己的传收入《传》的首卷，为一些可能缘于《传》的民间性质而尚有所犹豫的学者打消了某些顾虑，有力地推动了《传》的组稿征集工作的开展。他亲自出席了《传》的首卷出版座谈会(年10月8日，北京大学燕园“近代物理研究中心”会议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肯定了程民德主编倡导的《传》的“寓史于传”的重要特色。他说:“本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数学新的时代的开始。而中国数学进入新的阶段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程。‘寓史于传’就可以了解中国数学发展的这段历史。”他十分赞赏程主编提出的“把多卷集作为一个整体，力求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我国现代数学的进展实况，包括数学研究、数学教学、数学普及和各项数学事业的组织与推动的实况。原则上，包括海内外炎黄子孙在内，凡对我国现代数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数学普及家都可以入传”《《传》序言)的编写指导思想，指出:“要做到‘寓史于传’就要考虑许多数学家的传记。现在已经有好几本这一类的书出来了，可是一写传，往往着重于一些对数学有创造性研究、有突出贡献这样的人物。我觉得光写这些人，恐怕不足以反映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整个历程。”吴先生举出陈省身、华罗庚成长中，姜立夫、孙瑭、熊庆来、杨武之、唐培经等人的影响，而这些人又有自身成长的经历，这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而要整个地把这些都反映出来。他说:我觉得这本书好的地方、突出的地方就是它包括了除那些在研究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外，还介绍了20世纪中国数学发展的历程中，用各式各样方式有所贡献的人物”。(我们知道，《传记》由于其包罗各个领域，不得不大大限制了每一领域收录的人数。)
如同在多种场合一样，每当谈起自己的成长，吴先生总是念念不忘师恩，总要谈起对他成长有所帮助的人。在这次讲话中，作为又一个佐证，他说:“我走上数学道路是上大学时受了一位数学教授的影响。我进入大学数学系时本来已不想学数学了，是受这位教授的影响才决定学数学的。但要写我的传记可能还不会提到这位教授，而要提起陈省身教授。这种情形恐怕是普遍的。但要真正了解历史，就要把这些人都包括进去”。这里谈的是当年交通大学的武崇林教授，讲授“实变函数论”课程的事。（武先生曾翻译了德国数学家Caratheodory的名著《实变函数论》，在他年院系调整到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后都未及出版，次年即因病不幸去世。后由他一位年轻的同事赖英华，帮助校改完成正式出版。）吴先生还谈起了另一位教授——朱公谨先生的影响，主要是他翻译的数学书和撰写的科普文章，当时，吴先生是每本、每篇，都必定要找来读的。(朱先生是哥庭根的博士，Hilbert的“关门弟子”，由Courant指导的，他最著名的翻译是《柯氏微积分》(上、下)，即他导师的著作，译文精美流畅。)写到这里，笔者作为《传》的编辑部成员，不能不对迄至第五卷并未能完成主编和吴先生有关“介绍20世纪中国数学发展历程中，用各式各样方式有所贡献的人物(包括上面提及的武崇林、朱公谨二位先生)”这一愿望，而深感遗憾和歉意。
三、吴文俊与后生陆家羲
吴先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拓扑学的一系列重要工作，首先享誉海外和学界的。70年代中期、特别80代以来，更由于在中国传统数学史研究、“机器证明”研究，进而“数学机械化”方法的应用和推广，而名贯中外。作为我国数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并曾长期担负着中国数学会、数学天元基金等的领导职务，他在从事多个领域的研究、开拓和繁忙工作的同时，也同国际国内一些最杰出的学者一样，始终关心着年轻一代数学人才的成长，以及学校教育对人才的培养。
作为一例，这里要提一下，他对我国杰出的组合设计学家陆家羲英年早逝、自学成才事迹的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大使白癜风的临床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