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姚蜀平

责编｜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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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刚读过张纯如的先生布瑞特·道格拉斯（BrettonLeeDouglas）为追忆亡妻写的文字，读后颇为感慨。想起这位未曾谋面的作家友人骤然逝去，令人扼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曾有过短暂接触，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现在写下我们相交的点滴滴，作为对这位令人尊敬的逝者迟到的纪念。

年，香港《开放导报》约我写系列海外华人经济学家。本人对经济学是外行，却又碍于引荐人的一片盛意，硬着头皮允诺。纽约一位朋友恰好认识哥伦比亚大学华人经济学家王念祖，联系结果，王教授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但仅放在与朋友共同的饭局上；采访地点和方式都不理想，聊胜于无。年初我为此专程从波士顿乘大巴前往纽约采访王先生。到了纽约刚和朋友通上电话，获悉我离开波士顿后不久，我儿子就打电话追到朋友家，告知加州有位女士来电急于找我。面对陌生的电话号码，我不知此人是谁，更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又为何如此焦急地找我。在手机尚未普及的时代，我在人流熙来攘往的纽约街头，在一个狭小的公用电话亭里，费力地拨通了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对方是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女士，自报名叫IrisChang，后来我一直称她艾瑞斯；直到多年后，她写《南京大屠杀》出了名，我方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是张纯如。年在纽约街头公用电话里，她说是萨特迈尔（RichardP.Suttmeier）教授引荐我与她，并给了我在波士顿的电话。

年我在北京认识的美国教授萨特迈尔。那年美国科技政策代表团首次访华，当时我所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参与了接待，我第一次见到作为代表团成员的萨特迈尔教授。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科学史系，见到了在北京曾经接待过的美国科技政策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他们分别是哈佛大学与MIT的两位教授；而萨特迈尔教授远在纽约州中部汉姆顿学院教书，我们没有机会见面。直到年我受邀到麻省斯密斯学院讲学，再度来到美国，次年萨特迈尔教授邀请我和范岱年同去他们学院做演讲（范岱年是我在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老同事，当时正在波士顿大学作访问教授）。于是年春季的某一天，我和老范从不同城市乘坐灰狗大巴，同去纽约州汉姆顿学院，自此我与萨特迈尔教授恢复联系直到今天。

张纯如年决定写钱学森传，她申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审核中，基金会质疑她不具备足够阅读中文的能力（她自称中文阅读能力相当初级）；基金会看中她的选题，还是想支持这个项目，于是建议她寻找一位懂中文的研究者合作共同申请基金。她得知萨特迈尔教授是研究中国科技政策专家，并去过中国多次，便向其提出询问。萨特迈尔认为我是合适人选，遂推荐了我，并给了她我在波士顿的电话。去年圣诞节前，我在波士顿音乐厅里巧遇萨特迈尔教授，问及当初向张纯如推荐我之往事，他说他始终没有见过IrisChang，和张纯如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和交流。

那一年张纯如急于要和我联系的原因，想必是申请时限迫近；她在电话中和我简单谈了她要做钱学森传记课题以及想和我共同申请国家科学基金，当前急于需要的是一份我的英文简历，需尽快交与美国科学基金会。我告诉她我刚到纽约，待两天后回波士顿，会尽快将我的简历给她寄去。

“三钱”——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科学家，我和后两位都有交往，唯独没有和钱学森直接打过交道。要说近距离见面倒是有过一次，那是六十年代初，我就读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了便于高年级学生上专业课，三年级下半年，把我们从玉泉路搬到中关村。

一次学校请钱学森来中关村给高年级同学演讲，校方找两个同学当场做记录。我被选中，两位记录人被安排在讲台上左侧的一张桌子后面，距演讲者相隔不过两公尺。写到此不禁想到我刚刚完成的一篇追忆文章《我的“诗人爸爸”吴奔星》（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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