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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奇葩说》的舞台上来了一个清华的博士生，叫梁值。
他说自己喜欢表达，所以本科学了法律；因为朋友说“学法律的应该了解一下真实的资本市场”，所以硕士学了金融。
再后来参加主持人比赛，想尝试自己在这方面的可能性，于是又念了新闻学博士。
他最后问三位评委，我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而他的这个问题一下子让高晓松怒了。
高晓松说：其实来之前，清华的校长和书记都向我推荐过你，你应该是清华最优秀的在校博士生之一，可是你今天的表现太让我失望了！
一个读到博士的人竟然要问别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找什么工作，这就好像是一个姑娘说，我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皮肤又白、家里又有钱，你觉得我应该嫁给谁？
你就是北京话说的“我干什么成什么，所以我什么都没干，什么也没成。”。
我可以继续你的逻辑讲，如果你学了金融又有人跟你讲，你光学了金融又没干过实业，那怎么着，再学机械？那你又学了机械，可是这里面的电理又没有干过，那怎么着，你再学电理？
这个时候，蔡康永也神补刀：“你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赌下自己人生好几年，没有自己的判断，真的很危险！”
最后高晓松说出自己失望的原因：
我觉得你没有拿到一个大名校的胸怀天下，名校是干什么用的？名校是“镇国重器”！
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而你直接问我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觉不觉得你愧对清华这十多年的教育？
最后那个清华的学生被淘汰了，悻悻离开。
我记得那一年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还很年轻，不太理解高晓松的行为，读大学最重要的作用不就是为了找工作么？
直到今天我看了电影《无问西东》，回想起高晓松的当天骂那个清华学生的那一场戏，我才真正明白。
电影《无问西东》正在热播，其实说的就是几代清华人之间的精神传递，作为年的开年大剧，也作为迟到了5年的影视大作，《无问西东》必将做为有故事的作品而留存史册。
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来到清华大学演讲。
泰戈尔在台上慷慨激昂的说：
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成不要理会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体的叫唤，拥积的时尚与无意识，无目的的营利的诱惑。
而当时的台下有个叫吴岭澜（陈楚生饰）的清华学生，他当时正面临选学科的问题，他因为别人的误导“最好的学生都念实科（理科）”而学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理科。
听了泰戈尔的演讲，他终于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终于明白什么是真实。
多年后，他回忆起泰戈尔那天的演讲对他的影响，他说：
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有段时间，我远离人群，独自思索，我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度过？
某日，我偶然去图书馆，听到泰戈尔的演讲，而陪同在泰戈尔身边的人，是当时最卓越的一群人（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梅贻琦、王国维、徐志摩），这些人站在那里，自信而笃定，那种从容让我十分羡慕。
而泰戈尔，正在讲“对自己的真实”有多么重要，那一刻，我从思索生命意义的羞耻感中，释放出来。原来这些卓越的人物，也认为花时间思考这些，谈论这些，是重要的。
今天，我把泰戈尔的诗介绍给你们，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岁月里，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的真实。”
这段话就是整部电影的主旨——不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对自己真实。
“保持内心的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此走出黑暗”，而吴岭澜（陈楚生饰）在满头银发之际，他内心的光，他对生命的思索，照亮了正在迷茫中的沈光耀（王力宏饰）。
沈光耀（王力宏饰）是一个富家子弟，他本可以走上一条家里给自己铺好的路，去好好享受人生，可是当那个孩子被日本的轰炸机炸死的时候，他决定听从内心的指引，去当一名空军，把生命献给了他热爱的同胞和孩子。
他时常想起空军教官的那一句话“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于是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总是绕道去给快要饿死的孤儿们空投食物。
而在下面捡食物的正是陈鹏（黄晓明饰）。
陈鹏一直都是一个忠于内心，活得真实的人，哪怕与世界为敌，他也只要王敏佳(章子怡饰)一个人。
当王敏佳被人批斗，被人骂成婊子，他也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不在意自己的前途。
章子怡被毁容后，黄晓明有一句台词非常戳心。
面对卑微的章子怡，他说：“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不断你掉得有多深，我会一直在下面给你托着，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掉的时候把我推开。”
尤其最后一句话，看完我已经是泪目了。
另外一个叫李想的人，也是和陈鹏、王敏佳一起长大的，可是他却是一个懦夫，明明那一封揭发的信是他和章子怡一起写的，可是他却退缩了，因为他不想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当他以为王敏佳死了，在她的坟前痛哭，而陈鹏对他说：逝者已矣，生者如斯。
于是，李想在痛悟之后，把自己的真实、自己的好，传给了张果果（张震饰）的父母。
他在一次事故中，他把所有的食物都留给了张震的父母，自己却牺牲了。
张果果就是现代社会的人，他从父母那里感知到了李想传递过来的精神。
在尔虞我诈的商业斗争中，张果果决定用自己真实的内心去面对。
四段故事，四个清华校友的代表，四个不同时代的背景，四个勇敢无畏的真心，这是一种精神的传递，从吴岭澜到沈光耀，陈鹏、张果果，用一根线全部把他们串联起来，贯穿整部电影。
他们四个人都在自己所在的时代，听从内心的指引，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正如张果果最后的独白：
世俗是这样强大，强大到生不出改变它们的念头来。等你们长大，你们会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对初升的朝阳欢呼跳跃，也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但是却会在赞美别的生命的同时，常常、甚至永远地忘了自己的珍贵。
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
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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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标题，作为在剧中一闪而过的奶茶妹妹和一直疯传奶茶妹妹的清华男友梁植到底是如何表现的？一睹为快，先直接看一下下面这段精彩的视频吧：
节目中刚一亮相，梁植就说自己拥有法律（本科）、金融（硕士）、新闻传播（博士）三项清华学历，但现在为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而困惑，希望三位导师支招。没想到才说了1分钟，好脾气的蔡康永就直接按铃将其淘汰。之后梁植想继续与导师解释自己在清华的教育经历，此时的高晓松已经按捺不住火气，火力全开猛烈炮轰。
高晓松直言自己知道梁植是目前清华最优秀的在校生之一，但对于一个名校生，对国家、社会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反而纠结于找工作，如此小的格局实在有失清华高材生的身份。高晓松全程毒舌冷嘲热讽，甚至以一句重话对梁植全盘否定：“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一没有胸怀天下，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而是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来对你的教育？”
炮轰完梁植，高晓松还不解气，继续炮轰当今的名校。他说最近清华的新校长跟他们一些清华校友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清华现在的校风，跟技校，那个蓝什么红什么技校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教你个技能去找个工作。”
虽说高晓松的毒舌无情，但人家只是说了很多人都不敢说的话而已，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一样，本来皇帝就没有穿衣服，偏偏所有的人都不敢说真话，只有这个孩子敢大胆地说“他分明什么衣服都没有穿啊”！于是，大众一片哗然，惊愕......可是他们明明知道的啊，为什么惊愕呢？
高晓松说错了吗？为什么大众的眼镜貌似还碎了一地呢？是大众不愿意承认当今社会的大学精英教育的实际现状吗？还是想继续维护目前这样的功利教育现状下的利益既得者的利益？
功利教育的现状令人痛心，连梁植这样的中国顶尖名校的博士生都完全沦为功利教育的牺牲品，在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里被熏陶了这么多年，面对电视观众，只能嗫嚅地问出“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跟我过去的经历更加贴近”这样初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也许是一个普通中专或者大专毕业生一直在问的问题，而他对于为什么要读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有任何深入的思考，只觉得所有的积累都是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样的人在当今的名校里比比皆是，他们是学霸教育的产物，骨子里是不愿意去改变现实社会的，因而才会一直梦想着去找一份好的工作，而缺乏对社会和人生更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无论比尔盖茨还是扎克伯格，都在本科期间就辍学创业，探索出了创新创业改变世界的新天地。
功利教育，跟当前很多学校和老师的不作为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了。
正如复旦大学青年教师董仲蠡所说：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它是社会良心的底线，是人类灵魂的净土，是立国之本，是强国之基。
学生们无比仓惶地为了分数而学习、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声誉而教学，甚至很多大学教师无心于自己的课堂教学，一心钻在各种跟企业合作的项目上大笔捞钱，而他们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不过是他们的廉价雇佣工，直到学生们不再称呼老师为“先生”，而是胆战心惊称呼他们为“BOSS”。
教育者也好，受教育者也好，我们都要做到北宋教育学家张载所说的读书的真正目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天，清华的博士生学霸梁植只知道读书是为了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而在上个世纪初周恩来仅仅十二三岁的时候，却能回答给他的老师这样的振聋发聩的声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样的差距，我们是应该为当前的教育感到欣慰还是应当感到难过呢？
更有敢于批判现实的说法，是来自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说。在年的研讨会上，他语出惊人：“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
“不要对大学抱有多大的幻想，这里有的老师上课也会非常无聊，这里的有些东西会让你感慨腐败已深入到滋养精神的这个殿堂。大学经不起你们太美丽的希望。”这是一名复旦大二学生发在网上的文章——《我和复旦》。
越来越多的学生变得现实。他们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我们追求的级别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所以你看当今大学，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
那么真正的精英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钱理群教授说：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
在我校后门处有一烧饼摊。那个烧饼摊很有名，经营得风生水起，不仅上过报纸电视，还被当作“中国梦”的典范宣传过。这名老板比我先前提到的钟总要自信，因为他够坦诚。
几年前某一天，我系一名博士生去他那里买烧饼，就被店老板揶揄过。老板说：“你们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你们买得起房吗？我有四套房，你们买得起吗？”过了几年，据说老板的房子已经变成了六套，还有两辆豪车。人一成功就容易膨胀，当然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喜欢他的坦率。
我在这里说这事并非要批判烧饼摊老板，我想说的是我那位系友。他听了老板的话后非常生气，感觉受了打击，抬不了头。因为非常介意老板的话，他在系里大力批判这位老板，说老板多么多么地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知识分子，接着就把他的个人境遇放大至整个社会价值的衰落。他试图捍卫“读书人”在这个社会的主权地位。
社会价值衰不衰落另当别论，但至少，我这名系友因为老板的话而自惭形秽。你上学读书，既有知识又有见解，但似乎也没让你有底气，你还是因为别人说你没钱而觉得面红耳赤。
一个选择走学术道路的人，为何会这么介意一名圈外人评价？学了这么多年哲学，似乎依旧没有让他自信到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多么正确。
许多同龄人都陷于时代的车轮下，那些能幸免的人，不仅因为坚强，更因为信仰。不用害怕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要照原样接受别人推荐给你的生活，选择坚守、选择理想，因为这个时代，说你幼稚是给对有良心者最大的褒奖。
最后，由《无问西东》所带来的钱学森之问及思考，也供读者阅读。
3.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要批判中国的大学教育？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年）、尼赫鲁大学（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年至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年）、天津大学（年）、上海交通大学（年）、浙江大学（年）、北京大学（年）、山西大学（年）、南京大学（年）、复旦大学（年）、同济大学（年）、华西医科大学（年）、清华大学（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年）、湖南湘雅医学院（年）、燕京大学（年）、南开大学（年）、东北大学（年）、中山大学（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教育的畸形目标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首先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年）、耶鲁大学（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年）普林斯顿大学（年）、哥伦比亚大学（年）、布朗大学（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年12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 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教育的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分，国文第一名，英语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中国教育的扭曲与怪诞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 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 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
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
像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的大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风高浪急，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五千年文化赋予的自尊、自信、自豪做底气，有全人类现代教育给予的启迪、激励、经验为指引，特别是有长期以来的失败、谬误、教训做警示，只要我们时时聆听来自星空和大地的声音，“把网撒在信心上”，一路走来一路想，一路走来一路做，我们就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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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小编说，这么娱乐八卦的一篇文章，你们以为和移民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实则不然，小编采用的每篇文章都和我们的业务紧密关联。
举个例子说，聪明如奶茶的前男友，即便清华三个学位又如何？让你攀登上国内最顶尖的学府又如何？所以，基于此，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考虑移民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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