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永刚《重读钱学森》
小时候，我敬佩父亲，因为父亲好像一棵大树，我是息在大树上的小鸟，有繁茂的枝叶遮挡，不必担心风雪骄阳；父亲又好像一座大山，我是依傍着大山的小草，有了大山的滋养，才能无忧无虑地生长。
那是年9月17日。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和妈妈、妹妹一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我那时才7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赠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有多久，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进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船舱。这是头等舱。那时，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后来才知道，原来轮船公司禀承当局的意愿，以“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为理由，想阻止父亲回国。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从来不会回头，他毅然决然的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还是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得知我们全家挤在狭小的三等舱中，出面和船长交涉。她愤然说：“你们就让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的
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我们才住进了头等舱。
归国的航程遥远、漫长，但我们并不寂寞。我和妹妹在船上玩，看海景。父亲常常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有女，有披着金发的外国人，也有满头青丝的华人。直到25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当中有数学家许国志和他的夫人蒋丽金。许国志后来为我国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蒋丽金在感光化学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成了一对夫妻院士。而父亲在船上和他们的邂逅和交谈，对他们回国后的科研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见，那时父亲就想到了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也证明了他的眼光远大，宽广。
我们的船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上来看望父亲，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年，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林孙美玉问父亲：“您为什么想回到中国？”
父亲回答：“我想为仍然困苦贫穷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
当父亲得知林孙美玉是一位高中教师时，诚挚地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父亲还说：“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
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
林孙美玉在信中说：“您真是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现在回忆这件发生在55年前的事，我仍然感到意义深远。
我们来到北京后，先在北京饭店暂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就落户到了中关村14楼。那时，我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新奇。我们住在中国科学院最好的住宅里，足足有五间房子，还有卫生间和厨房，可是做饭既不是煤气，也不是电炉，而是烧煤。但父亲和妈妈都很愉快，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记得回国之初，吃早饭时，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大人叫我们喝，我们不敢，因为在美国喝的牛奶是凉的，不加热的，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牛奶。我跟妹妹交流着，被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引起大人们一阵大笑。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我那时对中国还很不了解。加上刚从美国归来的我基本上只会讲英语，和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更不要说听课学习了，因而很需要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走过这段艰难之路。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他正为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奔波。在他领导下，力学所发展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他还参加了《年到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他给科学家们讲电子计
算机，讲受控热核反应，这些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
那时，他为了工作不仅经常废寝忘食，还要出差。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不仅不告诉我，连妈妈也不知道，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中看到的爱斯基摩人。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别说是我，就连妈妈也不清楚。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就连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有时也把我父亲和钱三强的工作弄混。父亲做解释，她哈哈大笑说：“都怪恩来，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我才会弄混……”
直到20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而奔走于北国大漠，西域荒原。那时候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国家的财力物力非常匮乏，就那么点钱，又要做那么大的事，许多试验就必须做到一次成功，因而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的功臣?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
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忙碌，自然也就无力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父亲的大手很少再牵着我的小手漫步人生路，但他却用另一只无形的手继续引领着我，这就是他那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众所周知，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眼界非常宽，
看得非常远的人。他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个能力：一是形象思维的能力，二是逻辑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父亲上中学时，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学书法。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训练，要远远大于其他人。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故事告诉冯·卡门教授时，他赞叹地说：“你的爸爸了不起！”
除了形象思维，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能让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得到训练的，是书。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一年级，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在交通大学读书时，他读过俄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回国的时候，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现在只要有喜欢的书，不管有用没用，都买回来读，毫无功利目的。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编者注：该文由钱永刚先生口述，钱永刚的好朋友边东子先生整理。）
选自《重读钱学森》
总策划：钱永刚
出版发行：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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