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美国海关和联邦调查局人员在检查钱学森的行李
导言：
目前学术界关于钱学森回国问题的研究仍局限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对回国中的很多细节一笔带过，例如对于年钱学森回国行李为何被扣大都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事实上，年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有着复杂的过程，它的发生又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作者通过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含分馆）和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馆藏中保留着钱学森回国的档案文献，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了年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的过程及事件始末。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钱学森回国的艰难过程，而且也有利于为研究整个年代留学生归国问题提供具体个案和珍贵史料。
撰文
张现民（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吕成冬（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员）
责编
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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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来源：archives.caltech.edu
怀疑和灾难降临到钱学森头上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确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但美、苏之间的合作并未延续下去，很快走向相互猜忌和对抗的冷战道路。国际上一些危机的发生也加剧了这种不安和紧张，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新中国的成立则使美国恐惧不宁，美国阿杰·西斯共谍案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美国的“忠诚调查”因此展开，并且调查范围和力度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正在“秘密”进行。
“忠诚调查”不仅将矛头指向国务院等政府部门，还波及到校园，特别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高等院校不可避免地受到注意。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助理研究员西德尼·威因鲍姆（俄裔科学家）是一名共产党党魁，还是帕萨迪纳党小组的核心人物；同时发现钱学森与其关系密切，对共产主义充满同情，还订阅了共产党报纸《华侨日报》。他们还认为威因鲍姆来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也是钱学森推荐的结果，因此怀疑钱学森是帕萨迪纳党小组成员。
随后联邦调查局以及军事部门人员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钱学森的调查活动，内容包括查看文件和人员询问，其中被询问的人员不仅包括与钱学森关系密切的科研和行政人员，还包括房东等社会其他人士。年5月至8月，联邦调查局人员对与钱学森接触甚密的几个朋友进行询问。他们陈述了与钱学森共处期间所了解的钱学森，例如阿尔布雷克特说：钱学森每次都出席小组活动，毫无疑问的是，在进行赞成共产主义的讨论时，他都在场。阿尔布雷克特还说，清晰地记得钱学森对威因鲍姆极端支持共产主义是同情的。
为了深入了解钱学森的情况，年8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洛杉矶分局给钱学森的学习、工作地区的警察局——帕萨迪纳警察局、麻省坎布里奇警察局写信，了解有关钱学森情况。8月12日、8月15日，这两个警察局复函说，没有查到这方面的记录。同年9月27日， 〇八反情报支队人员唐纳德·A·科菲会见了威廉·R·西尔斯，他是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系教授，是钱学森人品保证人。西尔斯说，钱学森非常聪明，个性很好，正直，在二战后期对美国帮助很大。目前，钱学森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西尔斯还说，除了可能谈起中国的形势外，回忆不起与钱学森谈论任何政治问题，不相信钱学森对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苏联体制持同情态度。
年10月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约瑟夫·F·利卡斯前往麻省理工学院，询问工程系两位教授：萨特思维尔·奥伯和约翰·马卡姆，他们都是钱学森人品保证人。萨特思维尔·奥伯告诉调查人员说：“钱学森个性很好，有好的习惯，值得信任；钱学森虽然是中国公民，但他在允许范围内忠诚于美国。钱学森从来没有表达什么政治观点。”约翰·马卡姆告诉调查人员说：“年钱学森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在那里工作，战争期间与政府机构合作，年至年担任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成员，能接触涉密甚至绝密资料；年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副教授，期间返回中国并在那里结婚，不久又回到美国；当问及共产党在中国北方的胜利有何意见时，他说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会比生活在国民党的领导下更为糟糕。”
年1月4日，联邦调查局人员联系到钱学森居住时间最长的房东伊丽莎白·吉尔伯特女士。吉尔伯特说，从年1月到，钱学森就住在这里。此间，钱学森单身。年6月，她再次成为钱学森的房东，因为他从波士顿回到加利福尼亚。他租了她的一大部分房间，钱学森和他的妻子、孩子居住在这里。吉尔伯特女士还说，自从钱学森从波士顿回来后，由于他已经结婚，她很少同钱学森交谈，她也很少接触钱学森的妻子，同他妻子的交谈也只限于每天的客气话。吉尔伯特女士说，在钱学森单身的日子里，对他非常了解，没有什么使她对钱学森采取怀疑态度。
年3月13日，亚瑟·C·威腾伯格和威廉·C·帕特森在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城休斯飞机场会见了爱德华·弗曼。弗曼说，在年代中期，他和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加州理工学院其他研究生开始从事火箭推进领域的实验研究工作。弗曼说，由于这些接触，他对威因鲍姆和钱学森都比较熟悉，但从来没有注意到威因鲍姆和钱学森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友谊。关于钱学森，弗曼说，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除讨论他从事的科学问题外很少讨论其他事情。弗曼还说，回忆不起任何例子说明钱学森具有亲共产主义的倾向，也回忆不起钱学森与学校的共产主义组织有任何联系。
联邦调查局人员为了证实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克特所说的钱学森参加共产党会议的声明。他们再一次联系到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克特。但是，这一次，阿尔布雷克特一反常态，否认过去的说法，说，他以前有关钱学森的信息是在误解的情况下提供的。他宣称，他过去说过自从年以来，他本人同钱学森关系密切，那时他们俩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但并不是暗示钱学森曾经参加共产党的会议。阿尔布雷克特还说，经过一段时间认真考虑之后，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他参加的会议中，钱学森都没有参加过。
从前期调查看，除阿尔布雷克特说过钱学森参加共产党小组活动，后来阿尔布雷克特又否定了他的说法，基本上都没有人怀疑过钱学森的忠诚以及他对政治活动的淡化。但调查却对威因鲍姆的共产党身份、组织者地位以及共产主义倾向得到了确认。调查中一份文件则使他们疑虑重重，年8月18日，中央情报局人员在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查看有关钱学森文件。文件说，主人的真实名字是钱学森，他的共产党名字是约翰·M·戴克。主人于年加入共产党，年在加州理工学院，隶属于共产党专业组，钱学森出生于中国，是一名学生。
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惧”时代，美国社会对他们所怀疑的“共产党份子”、“亲共产党人员”以及“有共产党思想倾向的人员”所掌握的任何证据宁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无。特别是随着“麦卡锡主义”咄咄逼人之势，他们认定，钱学森是一名共产党党员，并且推荐了威因鲍姆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这样，灾难落在钱学森头上。
做出回国决定和准备?年7月，美国军方致信钱学森，取消其接触军事机密研究的资格。图为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信件原件。
年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钱学森的问题。会议首先就是否应该辞掉钱学森进行讨论，他们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要求钱学森从加州理工学院停职，显然证据不足，事实也不明确。会议随后讨论了是否取消钱学森涉密研究资格许可证，会议一致认为：“有理由表明钱学森接触涉密和航空研究工作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是有百害无一益的”。他们还认为，即便证据不足，但他们仍旧相信：
（一）钱学森曾经是司法部所认定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
（二）钱学森与共产党成员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持同情态度。
会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由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致函加州理工学院，要求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项目（包括高度机密、机密、秘密和内部）的研究工作。
年6月6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根据5月18日会议决定，正式签署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项目的通知，且于当日指定位于旧金山的美国陆军第六军总部派代表杰克·T·杨上校致函加州理工学院，通知取消钱学森“参与航空和涉密合同研究工作以及获取陆军、海军和空军信息的资格”。同时，还附了一封杰克·T·杨给钱学森的信函，告之可以向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申诉。信中写道：“司令部委托我转告你，您已经被剥夺在海陆空三军部门中从事航空研究等工作的资格，也不允许从上述部门获取任何资料。我们同时告诉您，根据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的规定，您拥有收到信函三十天内提出上诉的权利。”同时要求钱学森如果提出上诉，“必须递交一式三份的书面文件，文件原件直接递交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
而就在6月6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正式签署取消钱学森涉密资格许可证之际，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亚瑟·C·威滕伯格和菲利普·J·赖利来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办公室造访了他，言语中透出对钱学森的怀疑。亚瑟·C·威滕伯格的询问主要围绕着三点：
（一）钱学森是否为共产党员；
（二）钱学森是否应该对威因鲍姆的雇佣承担责任；
（三）钱学森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钱学森一一答复称：
（一）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为何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年共产党党员记录中表示困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Decker的名字；
（二）雇佣威因鲍姆并不是他的责任，当时有理由相信威因鲍姆忠诚于美国。但基于现状，他可能有点问题；
（三）朋友中也没有表现出同情共产主义，自己把共产主义看成一种社会和政治理论。
这次造访，钱学森虽然没有得知涉密研究许可证被吊销，但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不妙，正如钱学森所说：“在年6月6日，调查人员 次联系我时，我就认识到‘怀疑的魔掌’正在投向我，因此立即做出了辞职的决定。”
6月16日加州理工学院收到杰克·T·杨上校的信函后，便立即转送给钱学森。钱学森收到吊销其从事涉密研究许可证后，并于当天拜会了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科主席弗雷德·林德瓦尔。说：“我觉得我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辞职回到中国。”
然而第二天就有告密者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钱学森已经辞职准备回国。这引起联邦调查局人员亚瑟·C·威腾伯格的格外紧张，立即打电话向钱学森核实。钱学森说：“我只是向机械工程学科主席弗雷德·林德瓦尔提出辞职的想法，因为那是留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但还没有从他那里获得任何反馈，尚不知道辞职是否被接受；但如果辞职获准，我就回到中国。”亚瑟·C·威腾伯格在电话中表示，希望再次单独会见。钱学森答复说：“除了上面所说之外没有再补充的，但可以谈一下辞职回国的想法。”于是将会见时间约定在6月19日。当天，亚瑟·C·威腾伯格等如约来到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办公室。钱学森告诉他们说：“自己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对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可是如今，作为受欢迎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离开；并且将这个想法告诉弗雷德·林德瓦尔，但没有得到回复；一旦辞职获准，将会返回中国。”在这次谈话中，亚瑟·C·威腾伯格再次询问是否订购过《华侨日报》。钱学森明确回答称订购过并全部都阅读过，因为相比其他报刊，《华侨日报》的观点对中国充满同情，但不能回忆起是谁介绍的。
钱学森被吊销从事涉密研究许可证在加州理工学院引起了轩然大波。校方利用各种渠道同有关方面进行沟通，决定向国防部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试图保留钱学森涉密研究资格。年7月14日，杜布里奇代表学校给国防部工业就业审查委员会主任弗朗西斯·M·雷写了一封信，除介绍钱学森有关情况外，还说：“如果钱学森被排除不能接触涉密军事信息，钱学森的特殊才能就不能贡献给美国的国防事业，因此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悲剧。”还说：“将其排除在国防工作之外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危害性将远远大于利用他的才能服务于国防工作。美国空军和海军能够证实钱学森对美国国防的价值以及他为美国国防事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7月21日，杜布里奇还给远在欧洲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写了一封信，希望通过他与军方的关系为钱学森获得许可证。信中说：“我认为，没有真正的证据表明钱学森对共产主义的同情，或者那也仅仅是在某一时间与可能是共产党个人或者同情者的偶然接触。如果没有真正的对钱学森贬损的证据，我们应该努力让他获得许可，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钱学森除了通过校方向有关部门申诉获得清白外，自己在积极地为回国做准备。7月24日，钱学森致电白金斯搬运公司，预约到家中商谈行李打包和运输事宜。据公司经理哈罗德·塞克史密斯回忆：“来电话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一位职员正在常规性的值班，我就在外面的房间接通了钱学森的电话。”翌日，公司经理塞克史密斯一人来到钱学森家中查看需要打包运输的行李。据塞克史密斯回忆，当时钱学森夫妇都在家，钱学森夫人会偶然地离开，因为她正在照看一位小孩。塞克史密斯首先查看了家中需要打包的物品，他下意识的提及前两天给加州理工学院另一位教授打包和运输遇到的问题，说：“我们前几天给赵忠尧博士运输，由于他运输的物资，在海关署遇到了麻烦。”他还问钱学森：“你也认识赵忠尧吗？”钱学森回答说：“是的，我也认识他”。看到钱学森家中需要打包物品，塞克史密斯向钱学森说：“你无须担心，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质”。塞克史密斯不仅查看了家中需要打包的物品，而且还商谈了办公室物品打包事宜。他们还就货物怎样打包安全抵达目的地，货物盗窃保险以及保险费、运输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塞克史密斯告诉钱学森，出口货物需要必要的报关手续，必须通过海关。塞克史密斯还问钱学森，是否自己安排报关手续，还是通过公司海关经纪人办理？钱学森告诉塞克史密斯，希望通过公司海关经纪人去办理所有必要的安排。最后，他们签署了在家中和办公室进行打包的预约单。
8月18日，按照双方约定，白金斯搬运公司调度员理查德·恩格里斯派打包员罗伯特·D·格兰特还有一些小工去钱学森家中对盘子、碗等生活用品进行打包，另外对家庭零散物品也进行了初步整理。对家中一些大型家具，他们只是简单包装了一下，然后将其转运到公司打包房间最后再行打包。经过这一整天的紧张行动，8月18日基本上把家中物品的整理和打包事宜完成了。8月19日，他们对钱学森办公室的物品进行打包。这一天，钱学森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首先对携带行李进行了稍微地整理和堆积。当天，白金斯公司的调度员派了打包员詹姆斯·乔伊斯还有几名小工去加州理工学院打包。然而，当打包人员抵达办公室，由于钱学森要急着外出办事，他要求将材料先放到箱子里然后再带回到公司仓库，完成打包工作。这样，办公室的行李就于当天被托运到公司仓库。
回国行李被扣原委和过程钱学森办公室物品被运至搬运公司打包房后,公司随组织人员对这些物品进行打包。白金斯公司打包人员罗伯特·格兰特在仓库中整理钱学森物品时，发现其中一些文件上标有“秘密”和“机密”字样，就向公司经理塞克史密斯作了汇报。这引起了塞克史密斯的警觉，便打电话向海关规费征收办公室戈林报告。戈林在8月24日的备忘录中这样说：“8月21日，星期一，我收到一个告密者的信息，说，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博士，计划将大批技术资料带出国外，其中一些资料标有机密、绝密和内部字样。”戈林在收到塞克史密斯的电话后，要求塞克史密斯立即停止打包工作，并命令他不得向任何人提及钱学森行李的事，直到海关决定该如何处置为止。
为了突出资料审查中的代表性，戈林还向海军情报部门、空军情报部门、国务院以及原子能委员会报告相关情况，并邀请他们派代表于8月21日下午到搬运公司仓库对钱学森行李进行审查。
8月21日下午，除了原子能委员会打电话表示不派代表参加审查之外，海关征收办公室、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办公室、空军情报办公室以及美国国务院都派代表如约前往白金斯公司仓库。而且为了协调部门之间权利，他们还确定成立跨部门组织以统一行动，最终由美国司法部全面负责。这些代表在仓库抽查了三箱资料，发现有“技术含量很高”的资料，主要是小册子、论文、笔记、信件、图标等，也发现一些标有“内部”和“绝密”字样，领域涉及原子能、火箭、导弹、喷气推进等。但他们认为，要对这些资料作全面审查，需要专业人员进行，其中涉密文件的评估也应该由发文机构评判，最终将调查报告直接交给美国司法部或驻洛杉矶相关附属机构。这些代表在现场也达成初步意见：“由于这些资料具有上述性质，所以不应该返还给钱学森博士，而应该在政府机构控制之下，以待全面调查。”戈林命令白金斯公司经理塞克史密斯，将钱学森的所有物品严控起来，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接触。
当天下午，戈林回到办公室后向华盛顿原子能委员会生产和设备分委员会主席莱尔·约翰逊报告审查的情况以及现场达成的初步意见。8月22日上午，戈林又向国务院军械部和商务部工商执法办公室作了汇报。国务院军械部根据戈林汇报的情况，建议扣押钱学森回国行李并拘捕钱学森。商务部工商执法办公室建议，先同司法部商讨，然后对钱学森回国行李进行扣押。下午，戈林收到华盛顿财政部海关署发来的电报，建议应从军事角度先将这些资料进行分类；戈林也把商务部工商执法办公室的意见向华盛顿财政部海关署作了介绍。最后，戈林向洛杉矶海关征收办公室助理总长博格瑞巴报告了上述各部门的意见和磋商情况。博格瑞巴建议戈林对此事要紧抓住不放，继续调查，并建议向司法部汇报以听取他们的意见。
8月23日上午，戈林和海关代表格雷泽前往司法部驻洛杉矶办公室，向检察长多林汇报了在钱学森行李发现涉密资料的情况。多林表示，他很乐意在其职权范围内全力配合，并希望查封和扣押这些资料，甚至在可能的条件下对钱学森采取刑事诉讼；与此同时，多林表示他也会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密切监视钱学森，以防止他离开美国并且将这些资料非法带出国外，以至于落到不友好的外国或组织手中。他们还决定向地方法院申请扣押令。当日下午，戈林、格雷泽以及海关征收办公室出口控制许可证检查人员韦登和海关人员萨蒂，便前往白金斯公司对钱学森回国行李进行编目。
行李被托运到打包公司仓库后，钱学森于8月20日前往华盛顿，向海军次长金波尔说明涉密许可证被吊销以及准备回国情况。8月23日，钱学森离开华盛顿，返回洛杉矶。晚九时许，钱学森抵达洛杉矶机场，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早已在机场等候，随即向钱学森宣布了由司法部驻移民归化局法官兰敦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第二天一早，钱学森无奈之下致电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要求取消原定于8月28日前往香港的机票。
也就是在8月24日洛杉矶地方法院法官本·哈里逊正式签署命令，扣押滞留在海关的钱学森行李。命令称：“授权对如下财产进行扣留：八箱存有大量技术资料，主要有文件、著作、电码本、信号书、草图、相片、蓝图、计划和笔记等，是涉密和非涉密的资料，价值不确定，于年8月21日没收。令法院满意的是，根据国家法典第22条第到款的法律内容，没收具有合法性。因此现在命令，没收的财产由洛杉矶海关征收办公室负责保管。”
然而钱学森此时尚不知道自己在白金斯公司仓库的行李已经被扣。8月25日《洛杉矶时报》以《机密资料被查扣》为题进行报道，称：“船上装有的八大箱子秘密和绝密科学资料，是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教授试图运送到中国去的。昨天，政府人员对其进行指控。美国政府宣布，他们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复印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钱学森本人也正是看到这个新闻后才知道回国行李被扣，感到异常惊讶。
年8月25日，就在钱学森行李被扣的新闻见报后，一些媒体的记者纷纷涌向钱学森家中了解情况。钱学森就计划返回中国以及行李被扣事件发表了一份郑重的声明。声明称：“我计划返回中国，是因为我的父母在那里，有家庭问题需要我去处理。我已经安排打包公司去为行李打包，协办所有必要的为海外运输所需要的法律公文。周三晚上，我收到洛杉矶移民局的命令，不准我离开美国。在这之前，我的所有物资都已包装完毕，并准备托运。打包前，我仔细核对了我的个人物品，将带有涉密性质的材料都剔除出来，并将这些涉密材料锁到了我办公室抽屉里，将抽屉钥匙交给克拉克·米利肯博士。据我所知，在我携带的资料中没有带有内部、秘密或者绝密字样。”这份声明全文发表在第二天的《洛杉矶考察家报》上。
8月26日一大早，蒋英就打电话给打包运输公司经理塞克史密斯了解情况。蒋英异常生气，对公司没有及时通知行李查扣情况深表不满。塞克史密斯就把行李被查扣的情况向蒋英作了说明。因为海关人员已经向塞克史密斯交代，在他们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前，不要和任何人谈起或者讨论此事。塞克史密斯回忆说：“我告诉钱太太，我对她没有听到被扣行李的问题感到吃惊。她回答说，她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我接着问她，关于这次托运，你们有什么打算？她回答说，所有的东西都将要被阻止，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把洗衣机再运回到家中使用。我告诉她，如果我从海关官员那里获得准许的话，我们很高兴将洗衣机运回到您家中。”在地方法院签署行李扣押令后，钱学森的回国行李被运至洛杉矶海关仓库，等待进一步审查。
?钱学森被限制离美报道
余论通过对上述美国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重建了年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的具体过程，还原了事件始末。从中可知，年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并非偶然，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随着年代后期共产主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以及“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和 的爆发，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更加敌视的政策，也使得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尤其像钱学森这样在美国军方中拥有涉密资格的科学研究人员。因此当钱学森做出回国的抉择时，必然会受到美国的阻扰，也就有了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事件。而在年代留美科学家回国的大潮中，像钱学森这样选择回国服务建设新中国的还有很多，他们很多人也都成为调查和怀疑对象，被阻止回国。所以，钱学森回国不仅是其个人意愿，它也反映了年代大多数留美科学家的集体意愿，为研究那个时代的留美科学家提供了极好的个案。
本文为纪念钱学森回国六十周年之际所作，以飨读者并纪念之，原文发表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5卷第6期，《科学春秋》获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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