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家训培育，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落细、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以钱镠为代表的历代钱王在家风崇廉、整顿吏治方面身体力行，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铮铮训诫，反映出钱王立身处世的一身正气。本文结合相关史实，解读钱王家训中的廉政内容以供读者参阅。
钱镠（~），字巨美（一作“具美”），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以其文韬武略将吴越国打造成福泽一方的东南乐国。钱镠年少时好武任侠，素有大志，青年时期即“挂彼儒冠，大散家财，广招勇士”（《全唐文·吴越国武肃王庙碑铭》），在乱世中不计个人名利，而是想着要为国家和民族做点事情，从一名为生计谋的私盐贩子毅然投身行伍，最终成为吴越国之父。他在位40年，始终秉持“利在天下，保境安民”的立身持国理念，为吴越国近百年基业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千年人间乐土打下基础。
钱镠深知晚唐衰败残破的根源在于“文官爱钱，武将惜命，托言讨贼，空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武肃王遗训》）。因此他以晚唐为镜鉴，在官员廉政和宗室子女教化方面颇费心力，在国家政权巩固上砥砺前行，从而铸就了吴越国近百年伟业。
钱镠身后传世的《武肃王遗训》《武肃王八训》及《钱氏家训》等语录，经其后人的赓续传承，成为历代钱氏儿女教化、家风熏陶的重要经典。细读钱王传世家训，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崇廉尚洁成为家训中最为突出的一大主题，可见其十分注重培养家族子弟心怀天下、洁身自好的品行操守。“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诸如此类崇廉尚洁的训诫俯拾皆是。这里所谈的“廉”，既包含不贪、不占的操守，也涉及不勤、不啬、不骄、不奢的品行。家训中的廉政思想熠熠生辉，烛照古今，成为源远流长钱氏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家兴旺鼎盛、名人辈出，绵延千年的家风教化显然功不可没。
对于钱镠提出并一以贯之地实践“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执政基本思想，这一历史贡献已得到学界公认，而对于钱镠崇廉尚洁的齐家治国思想及所作贡献着墨不多。以吴越国历代君主连贯性的廉政实践而言，其思想渊源或源于《钱氏家训》等系统阐述钱氏家风的文献之中。
钱氏“守高祖之松楸”是钱镠崇廉尚洁思想的心理基础
人的任何行为反映的都是内心的状态，无论是以权谋私还是公正廉洁，都能找到内心最深处的起因。探究钱镠的廉政思想，不妨从他对先祖的尊崇说起。关于钱镠的先世，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唐武德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国公（钱）九陇八代孙也”（《吴越备史·武肃王上》）；另一种是追溯到了汉代著名将领钱让，“是为一代祖”（《罗隐·钱氏大宗谱列传·富春侯钱公列传》）。当然，作为钱镠故里临安的民间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即钱镠系上古寿星彭祖（彭祖名“篯铿”）之后。而根据钱镠之父钱宽的提法：“吾家世田渔为事，未尝有贵达如此。”（《旧五代史·钱镠传》）
那么，钱镠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家世的呢？在《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中都提到：“吾家门世代居衣锦之城郭，守高祖之松楸”，并提醒后世子孙“莫轻弃吾祖先”。可见，钱镠对家族的认知和父亲较为一致，即祖上并无特别显贵之人，否则也不会担心发迹后子孙会蔑视先祖。至于钱九陇、钱让甚至彭祖为钱镠先祖之说，抛却考据不论，此或为假托先贤以自显的封建政治传统——比如，唐高祖李渊在创建唐朝以后，即尊和他隔了至少年的亦人亦神的道教创始人李耳（即“老子”）为李氏皇族先祖。
《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中提到的“守高祖之松楸”，与《钱氏家训》中“祖宗虽远，祭祀宜诚”的训示相映照，都突出强调了要以祖为尊，不忘祖辈之教导，顾惜家族之门风，足见钱镠在其治军、治国之余对家族声誉维护的莫大重视。所谓“松楸”，本义为坟墓，“守高祖之松楸”，托物以喻人，旨在教导后人不能数典忘祖，而要继承先辈遗风和家族传统，折射的是封建宗族制度下一种雄健的道德坚持，体现的是一种作风操守。可以说，“守高祖之松楸”，成为他廉政思想的心理基础。
这一信念为钱镠所坚守，规范着一代又一代钱氏裔孙的思想和行为。吴越国在钱镠身后的四任国王，在位时间长的有卅载，短的只有半年，他们谨遵钱镠开创的家风，通过内修吏治、外肄戎兵，乱世中维持了40多年的和平，为后世浙江地区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近世吴越钱王后裔，如钱穆、钱锺书、钱其琛、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更可谓人才辈出、不可胜计。
“四如”、“四守”是钱镠崇廉尚洁思想的集中体现
《钱氏家训》中有一条重要训示：“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四守”是：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这“四如”、“四守”的观点，集中体现了钱镠崇廉尚洁、守节自律的廉政思想。钱镠听从并遵循了一生谨慎的父亲在自己衣锦还乡时的教诲，提出了以低调、勤俭为要领的处世判事准则——钱镠确实努力践行着“四如”、“四守”思想，并提出“吾立名之后，须子孙绍绪家风”（《武肃王八训》），以此严格要求他的后人和属僚。
钱镠的“四守”思想主要表现就是一个“忠”。《武肃王八训》中说：“予志佐九州，誓匡王室”。这番表态在唐朝皇帝如丧家之犬的时期殊为难得。大家都知道“金书铁券”的故事：唐昭宗乾宁四年（），为表彰钱镠攻灭僭越称帝的董昌，皇帝特赐时任镇海、镇东节度使的钱镠金书铁券一具。所谓铁券，即民间和影视作品中俗称的“免死牌”，是皇帝赐予臣下一种有盟约和犒赏性质的信物。虽然从现代司法角度看，任何人不得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但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即还原到当时的状态，看他有没有做出同时代的人所没有的贡献。在晚唐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在攻王郢、智退黄巢、灭刘汉宏等大小战役中屡有勤王保驾之功的临安人钱镠有幸膺此殊荣，实属正当合理。
钱镠的“四如”思想主要表现就是一个“严”。据清代历史学家吴任臣编纂的《十国春秋·武肃王世家下》记载：“王（指钱镠）居处务期节俭，衣衾杂用细布，常膳惟瓷漆器，寝帐敞，恭穆夫人欲易以青缯，不许。”平日吃饭，只用瓷器和漆器，床帐破了，也不同意更换。身边一个郑姓宠妃的父亲犯法理应斩首，不顾左右求情，钱镠毫不犹豫驱逐郑妃，并杀掉其父以正纲纪。《新五代史·钱镠传》还记载了一事：“镠弟镖居湖州，擅杀戍将潘长，畏罪奔于淮南。”可见，钱镠对廉政、吏治要求之严已到令亲弟弟都感到胆寒的程度，那一般官吏就更不敢放纵。这样做的思想本源，或可从《钱氏家训》中“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一句得到追寻。
“勤”是践行“四守”、“四如”的基础因素。“勤”是成事的前提和基础，与“廉”往往相伴而生，看钱镠的从军治国经历，其在勤政方面也多有体现。早年从军时，为了尽可能利用时间，钱镠睡觉时用挂有铃铛的坚硬圆木做枕头，名曰“警枕”。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么硬的东西还能当枕头，但钱镠就这么用过。如果睡得太熟，木头滚动，铃铛一响，人也就醒了。另外在床头放一置有粉末的盘子，如临时想到事情就随手在这上面记录下来。“警枕”、“粉盘”对于钱镠来说有闹钟和备忘录的作用，形象地反映了钱镠勤勉的积极心态。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是钱镠崇廉尚洁思想的精髓
《钱氏家训》中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一句被很多人认为是《钱氏家训》中最振聋发聩的训示。意思是不要总想着对自己有利的事，而要去做那些对国家、社会、人民都有利的事。它透露出的从政观、政绩观，和我们今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积极倡导的“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阐释是一脉相承的，更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价值相一致。
钱镠信守“民为邦本”的理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经常能站在群众的立场进行考量，正像钱镠自己所说：“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武肃王遗训》）他经常能想到他的子民利益，给身边人做出看得见、摸得着、不做作、可效仿的榜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坚持以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标准，实属难能可贵。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之美举世闻名。可早在唐代白居易到杭为官之前，西湖就已出现数十顷葑田（即盖于湖面的水生植物），且因“征赋尤重，疲人未康”（《全唐文·卢元辅杭州刺史制》），政府横征暴敛而怠于建设，到钱镠接管杭州，西湖淤塞，严重影响居民用水和农田灌溉。公元年，后梁皇帝赐吴越王钱镠“尚父”衔，有人就向声威日隆的钱镠进言：“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西湖，以建府治，垂祚当十倍于此”（《西湖游览志余·帝王都会》）。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心里想的、手中做的就是为国运长久，然钱镠此时却不为所动，理由是：“百姓藉湖水以生，无水即无民。尔无妄言，吾不为也！”（《钱氏家乘·年表》）
钱镠崇廉尚洁的齐家治国思想理念的深远影响及现实启示
钱镠不仅自己坚持廉洁勤勉，同样要求继任者恪守“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治国理政理念。他鉴于同时代后梁、后唐因帝王醉生梦死、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导致政权频繁更替；毗邻的由一代令主王审知创建的福建闽国因子孙争位而国破家亡；江西钟氏军阀因父子内讧而自相残杀等深刻教训，故而反复告诫后代：“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武肃王遗训》）所以我们看到，吴越国另外四位国王也多有仁政，成为充斥着血雨腥风、争权夺利五代十国时期一道独有的风景。
吴越国第二任国君、文穆王钱元瓘即位后，“乃赦境内今年租税之半”（《吴越备史·文穆王传》）；第三任忠献王钱弘佐即位时年仅14岁，可施政不乏长君之风，“命田园有隶道宫佛寺比入赋税者，悉免之”（《十国春秋·忠献王世家》）；第四任忠逊王钱弘倧在位仅半年，不过后来宋真宗在追谥钱弘倧时赞扬道：“大庇吴越之民，实隆轩冕之续。”（《十国春秋·忠逊王世家》）
吴越国第五任国君忠懿王钱弘俶在位30年，《资治通鉴·第二百八十八卷》对他有段有趣的记载：“或请纠民遗丁以增赋，仍自掌其事。弘杖之国门，国人皆悦。”有人建议给老百姓增税，并主动请缨着手此事——在官方政治层面上，这是“补益国用”，从私底下讲也有讨好吴越王的意思。应该说，五代时期除后周、吴越等个别国家以外，经常是皇帝带头就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这样的事若发生在同期后晋、后汉、南汉等国，提建议者必会得到皇帝褒奖，况且吴越国因为常年需要向中原进贡大量财货、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国库并不宽裕，而钱弘俶却对提此建议者在都城大门前施以杖刑，以示对贪腐、逢迎拍马分子的震慑。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的15字箴言是被钱镠子孙真正听进去的。
总的来看，钱镠作为开国之君为了推进廉政工作，在制度建设、以身作则、严格执法、道德教育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的成绩也理应在我们这代人的视野中还其本来面目。家训能够影响家风，也能反映家风。在继承与创新之中，将传统家风、家训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领导干部的“好家风”建设中是一项值得研究并加以推广的新事物。《钱氏家训》中传递出的崇廉尚洁的齐家治国思想理念，对于党员干部廉洁家风建设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建设廉洁“好家风”，务必要重视修德律己
重视修德律己，这是建设廉洁家风的前提基础。党员干部在家中与在单位、在社会上一样，都应该是表率。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他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公元年，钱镠原想修子城（宫城），后“后始念子城之谋，未足以为百姓计”（《十国春秋·武肃王上》），就改为“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罗城”（《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九卷》），并表示：“苟得之于人而损己者，吾无愧欤！”（《罗隐·杭州罗城记》）所谓“罗城”，即外城。外城能增加人口，也有利城防；若修宫城，最大的受益者只能是自己。这是钱镠立言立行“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思想的典型案例。
建设廉洁“好家风”，务必要重视严管家人
重视严管家人，这是建设廉洁家风的根本举措。“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钱氏家训·家庭篇》）好家风离不开好规则的支撑，管好包括子女、配偶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内的身边人员就显得尤为重要。钱镠能对心爱的宠妃之父，即几可称之为“国丈”的人执法如山，弟弟钱镖杀人后况且畏罪潜逃淮南，可见钱镠在维护法律尊严和吏治清明方面所下的决心之大。钱镠高度的自律和对身边人员严格要求、不徇私情的他律，不仅为社会各界作出典范，也为吴越国的长治久安奠定了执法公信力基础。
建设廉洁“好家风”，务必要重视生活小节
重视生活小节，这是建设廉洁家风的内在要求。“小节不守，终累大德。”据称五代后蜀的亡国之君孟昶在到达开封后，向宋太祖赵匡胤献上一件镶有七枚宝石的夜壶，后者问他：“你撒尿都这么奢侈，那吃饭该用什么呀？”《宋史·太祖三》的原文记载更生动：“汝以七宝饰此，当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钱镠对这种在生活作风中防微杜渐的廉政观肯定也懂：王府中帐幔破旧，钱镠担忧若加以更换，那子孙恐怕以后“皆施锦绣尔”（《吴越备史·武肃王下》）。把用了多年的帐幔换了，只要此例一开，以后就会不断地换，极致奢华而无止境。
建设廉洁“好家风”，务必要重视形象声誉
重视形象声誉，这是建设廉洁家风的必要保障。不仅钱镠的子孙要经常重温钱氏家风，我们党作为千万党员共同的家，党员也要经常重温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风。在化家为国的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家风和国家政风是一回事，只有头脑清醒、眼光长远的政治家才会注意家风问题。《武肃王遗训》谆谆告诫：“倘有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千叮万嘱，慎体吾意。”而后来历任吴越国王也的确遵循了钱镠创立的钱氏家风。
回顾历史，不为了从浩瀚的史籍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为了获得某种借鉴和启示。自古以来，国廉则安，家廉则宁。发展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既在于开拓创新、摸石过河，又在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重修家谱、梳理家训、弘扬新家风是追寻美德以及养成现代公民美德的重要路径。以《钱氏家训》为代表的钱氏家风中的廉政内容，实际反映的是钱镠在乱世中出于一个传统士人有感而发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它总结了以“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为特色的廉政精髓思想，是以我们今天在进行廉政教育时，也应该了解这门闪烁着我国古代反腐倡廉理性智慧光辉的钱氏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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