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云里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个未解的疑团。一个是钱学森在年，对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另一个是北大教授钱理群，在年就北大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理群所忧虑的结果，其实已不断出现：陷于贪腐的大小官员，专靠赚黑心钱发财的老板，在媒体上发表不负责言论的无良写手，还有动不动就在国内外公共场合制造出各种悲喜剧的“中国巨婴”……

所有这些人都或长或短地接受过学校教育，很多人甚至还是大学和研究生毕业。

“钱理群之忧”所涉及的，其实就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则是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

通识教育，也许是解决“钱理群之忧”的方向。

通识教育是年到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

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们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

之后，二战快结束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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